挂上电话那会，我千刀万剐了她的心都有！
前几天，她还在小区里晃来晃去。她叫洪卫东。应是去年的五一节后，天气刚热，她满天下的显摆，女儿女婿是在星级大酒店摆的酒席，为她七十祝寿。我退休两年了，最窝心的就是退休后迁居与她做了对门邻居。她每天都把一袋袋垃圾丢楼道里，直到无处插脚了才扔到楼下垃圾桶。我顺便或专程拎下去过，也婉言建议过，甚至还去物业告过状。物业管理人员上门劝导，被她一口气“问候”了祖上几辈人，连滚带爬的溜了。从此我也习惯了，每次一开房门，受到各色垃圾袋子的迎接，及一堆臭鞋。她那十来岁的熊外孙不省心，不是扭打女同学就是被男同学又踢又踹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她立马火冒三丈，整栋楼里都回响着她的怒不可遏：“还手打他，打他。拿棍子，拿板砖。别怕，打破他的头，姥姥花钱去医院。打，还手打！”
她又通透。刚刚怼了我，我脸色还没缓过来，她已若无其事的炫耀女婿晋升副科长了。她拿自己不当外人。我新添置了乌金木的沙发。她时不时领着一群广场舞大妈来试坐与询价，好像我家是家具店，而她就是店主。两年来，我出门前，一定先趴猫眼上瞅半天，躲避着与她在楼道或电梯里迎头相撞。
但我与她老公樊思合得来。樊哥年长她三岁，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前些年有过中风，腿脚不便，多是宅着。有次，洪大姐怒骂外孙捣蛋，把酱油倒在大米桶里，他却淡淡的说，恶作剧是人性的一种释放。这引起我好奇，找机会与他攀谈。以后则越谈越起劲，再以后无话不聊。樊哥浑身透散着忧郁，像一位末代贵族默默凝视破落庄园的郁郁寡欢。我奇怪他的儒雅与洪大姐的粗鄙毫不般配，樊哥也不掩饰：1966年，他是高三学生，19岁，她是同校的初三学妹，16岁。他们在参加全国大串联，从此走在一起。似乎担心我误解，便说到他们那时的热情与虔诚，是登峰造极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都是不惜生命的投身进解放全世界的伟大事业。即便结婚，也不仅因两情相悦，是为了共同目标而结成战斗伴侣。我抱不平，直截了当的问，没想过结束这段错误吗？樊哥露出苦笑，说，如果纠正错误又会殃及他人，宁愿一身承受。他说，中学时代是三观趋于成型的时候，当时盛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此后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都是逻辑的必然。躬身反省，洗心革面，需要一次痛苦的涅槃。我听得频频点头，便附和道“坏人变老了”。他沉吟道，其实这批人也受了伤害，板子全打他们也不公。重要的是能扪心反思，甘愿飞蛾扑火，有忏悔的勇气，留悲悯的心肠。
挂断电话也就半小时，楼下有救护车的呼啸，我再次愤怒起来。疾控中心来电告我，洪大姐已经确诊为新冠患者，而我们是密接者，需要紧急处置。我一下回想到了。应是大前天，她兴冲冲的送来巴掌大小的一罐泡菜，在我家唾沫横飞了一小时。就用一顿饭钱双飞了韩国，与已经入籍韩国的弟弟一家团聚了。在她嘴里，弟弟已如三星李在镕一般的显赫，压根忘记自己的失口，弟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偷渡过去的。就从那天起，我们两口开始头痛、咳嗽，伴有发烧。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我确信我们被感染了。听樊哥说过的，她隔离十四天回到家后，脚不沾地的满世界转悠，发誓要狠狠报复隔离给她的寂寞。直到前天，她突然把外孙送去妹妹家，才开始居隔离。
疾控工作人员是全副武装来到楼道里的，隔着防护罩，向樊哥与我们讲解防疫措施。樊哥先向我们表示了歉意，然后拿出几张4A纸，密密麻麻的打满字。他说，洪卫东有可能记忆模糊，也可能表达不清，但他已把她一周的行程以及密接者都列清了，或许对下一步防控有所帮助。樊哥还建议，是否对外孙学校进行重点防范，他怀疑前天突然送外孙走，或是不祥之兆。樊哥的单子上，标注了洪大姐乘坐过八次地铁、十三次公交，到过一个购物中心、三处菜市场与五家超市，去过两家街道诊所诊治发烧。还每晚定点定时跳起广场舞，在外时间日均七小时。
带队的疾控组长连声道谢，说他们是通过街道诊所提供的线索，排查并确诊了疫情在本市卷土重来的苗头。现在正全力进行流调。在一旁忙着消杀电梯、楼道的是一位小伙子，肝火旺盛的那种，气呼呼地嚷嚷道，“昨天都收定点医院了，大妈还坚持说从没去过国外，又说平时不出门。住院是被强迫的，不能收取医疗费”。
樊哥靠着墙才站稳身子。他脸色苍白，声音嘶哑了。
“你们辛苦。请你们尽快部署、行动，别管她了。她、她能毁掉一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