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小学毕业了，工厂为了安置这些长大了的孩子成立了子弟中学。学校在工厂废弃的基建仓库里，那是用毛竹搭起的房子，屋顶是铺的油毛毡，墙壁是用芦苇杆编织起来外面糊了黄泥，一拳头就能打出一个窟窿。课桌和凳子是用砖垒的，操场也是学生抬土填坑平整出来的。由于父母受到冲击，我在学校被歧视，我非常不喜欢学校，不到上课的时候，我都不去学校，我成了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平时我就和院子里的孩子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练单双杠、游泳、长跑，举重、打拳、摔跤，身体练得很棒。
1970年，我父亲结束了隔离审查，被释放回家之后，我们全家照了一张全家福寄给了在上海的奶奶和外公。
1971年夏天的时候，在杭州空五军的小舅舅出差到新乡来看我们，我们家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
九月，父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回上海探亲，一路上父亲带着我们游览了南京、无锡、苏州，还去了杭州舅舅家里，我这个北方小城长大的野孩子算是开了眼。
1970年的岁末，我们中学遵照毛主席野营拉练好的指示，跟着工厂的民兵拉练队伍，参加了二十余天行程几百里地的长途拉练，全校学生每天背着背包行军数十里，工厂还为每个连（年级）配备一个军代表负责军训，浩浩荡荡的拉练队伍就像真正的野战部队一样，每天在行军中演习防空，冲锋，急行军，夜行军，紧急集合，抢救伤员，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生确实是一场严峻考验。
1972年2月我初中毕业，毕业证上写的却是七一届毕业生，这是学制改革的结果，我的初中实际上了三年半。我的初中结束了，对于我来说学校里没什么可以留恋的，全年级照毕业照的时候，我偷偷地溜了，所以我没有初中毕业照。后来有几个同学邀请我一起去拍照留念，我们都是小学同学，初中又是一个班，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初中同学合影，拍照的时候他们建议都戴军帽，我说我没有，于是他们帮我借了一顶军帽，帽子不太合适有点大，我还在帽子里垫了几张纸，可是有一顶军帽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初中毕业后很多同学都报名下乡插队当了知识青年，尽管他们不过都是一些刚满16岁的孩子。
1972年厂里又在子弟中学建立了高中部，此时我的父母都已经解放了，学制改革之后我和大妹就成了同一届的学生，一起升到了高中。我初中的班主任又成了我高中的班主任，我依然是老师眼里的坏学生。
九一三事件以后，邓小平在1973年初恢复了工作，他提出来在高中生里通过考试选拔大学生的意见。一时之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学生和家长们纷纷闻风而动，我们的同学中间有不少人都转学到了新乡市一中和师大附中这样的老牌名校读高中。我们家里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只能在子弟中学继续上学。很快，在1973年7月WPS学员招生的文化考试中，辽宁知青张铁生在他的考卷上写了一封信，对这次考试目的和招生路线提出质疑，一下子就成了著名的白卷英雄，那次考试就流产了。
高中上了两年就毕业了，我基本上没有读什么书，学校里经常要进行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那时候的课程叫做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我由于眼睛近视又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不清黑板，所以老师讲的什么一概不知，我成了读书无用论的信徒。那时候社会极其混乱，那些不读书的孩子，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四处流荡，不少就成为打架斗殴、流氓活动、偷窃抢劫的团伙分子。而我们把精力都消耗在了体育锻炼上，从来都不做坏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