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创伤是心理领域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心理创伤中常常充满了羞愧、耻辱、愤怒、悲痛，以及一切我们不愿意去触及的强烈情感。
本书会让你了解在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创伤改变了什么，经及什么样的治疗或干预能够真正帮助你疗愈这些创伤。
创伤，正如它本身的定义，是难以承受、不能容忍的。我们当然都希望走出创伤，然而，时间并不会治愈一切，我们的身体会记住创伤。
精神创伤会损害大脑感知生理感觉的功能区域，让我们感受不到生命力。
创伤性经历不一定是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仅仅是聆听类似的经历，都有可能产生类似PTSD症状。
另外，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罕见，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谈到创伤，是因为创伤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恶”——我们的朋友、邻居、家人、上司以及我们自己。
01
第一次接触PTSD
1978年7月4日，一个穿着脏兮兮的西装、胳膊底下夹着一本《军事冒险者》杂志、胡子拉碴、明显处于宿醉状态的壮汉闯进我的办公室。
他叫汤姆，1965年高中毕业，而且还是他们班毕业致辞的代表。因为他们家的从军传统，他一毕业就加入了海军。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顿将军的麾下服役，汤姆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强壮、聪明、领导力超群，在越南战场，他很快成为排长，带领着其他8名海军成员。
服役期满，汤姆光荣复员，他继续上学，从法学毕业后，与他高中时的女朋友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子。
汤姆是个成功的律师，也是个工作狂，为了千方百计打赢官司，他可以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完全陷入到狂热中，他说这就像是战场，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感到他是活着的。
可是官司一旦打赢，汤姆就失去了所有的能量和目标。他经常在节假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盯着旧照片喝酒，而不是和家人在一起。他说节日的噪声、烟火、夏季的炎热还有他妹妹家后院那浓密的初夏绿荫，都会让他想起当年的越南，让他崩溃。
他会因为孩子们的吵闹而暴怒，以至于他不敢待在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附近，防止自己失控伤害他们。他只有在把自己彻底灌醉，或是以危险的高速骑着摩托奔驰，才能够冷静下来。
梦魇也时常打断他的睡眠，在梦里，他又回到了危机四伏的稻田，他所在的排几乎全军覆没，还有死去的越南儿童。所以夜晚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喝酒。
汤姆很痛苦，他觉得自己内心已经死了，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对妻子的任何感觉，尽管两人当年的快让他在越南的疯狂丛林中活了下来。
我们的聊天接近尾声时，我给他开了一些可以减少噩梦发作的药，如果能帮他缓解噩梦问题，我想会使他感觉舒服些。
02
汤姆的复诊
两周后，汤姆来复诊。他告诉我他没有吃药，“我认为，如果吃药就会让噩梦消失的话，“他回答，”我就等同于抛弃了我的战友，他们的死亡将变得毫无价值，我需要成为一个活着的纪念，纪念那些在越南牺牲的战友。“
我被震动了，恐怖经历是怎样把人们困在过去的？这些人的心智和大脑出了什么问题，让他们卡在这个他们想极力逃避的地方？1969年2月，汤姆乘坐着从越南归来的航班，他的父母在国际机场拥抱他，为什么他的战争没有从这时就结束了？
不幸的是，那时我的精神科训练从未让我做好准备面对汤姆身上出现的问题。我在哈佛医学院的康特威医学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战争创伤神经症》，1941年由精神科医生卡尔迪纳出版。书中的报告和我观察到的现象相同：战争结束之后，他的病人都被一种战争的无意义感击倒，不管他们在战争之前社会功能如何良好，他们在战后都变得退缩而冷漠。这就是今天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
但书中并没有告诉我应该如何治疗这些退役士兵，缺少文献对我的研究而言是一种缺陷。
但是我的老师埃尔文 赛姆拉德说，要怀疑书本，我们唯一的真正的课本是我们的患者。他还说，痛苦的最主要来源是自我欺骗。
见证痛苦已经够困难的了，所以，那些受过创伤的人无法承受这些记忆，诉诸于药物、酒精、或者自我伤害行为，让自己与过去记忆隔绝起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汤姆和其他退伍军人是我最初的老师，让我开始明白一个人的生活是如何被难以承受的经历击垮，也让我学会如何帮助他们重新振作。
03
背后的故事
汤姆花了好几个月才克服了那种令他窒息的羞愧感，向我提起他在越南战场上的事。
汤姆提到了他的战友亚历克斯，他们在到达越南的第一天就成了密友。他们一起开吉普车、听同样的音乐、为对方读信，他们甚至一起喝醉，追逐相同的越南酒吧女郎。
直至在越南的第四个月，一个日落时分，汤姆带着他的小队在一个稻田附近巡逻。突然，一边密集的枪火从周围丛林发出，汤姆眼看着小队所有成员在几秒钟之内被杀害或身受重伤，包括他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亚历克斯：他双脚腾空，脸朝下地倒地水稻田里。
那场战争，只有汤姆在直升机的帮助下从稻田中撤离。
之后，一切让汤姆记起那场伏击的声音、气味和画面（例如烟花爆炸的声音）都会让他瘫痪、恐惧、暴怒，因为这让他再次听到他的战友在尖叫，并看到他们的身体倒在水中。
《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在面对战友死亡时会采取极为可怕的报复，汤姆也不例外，在遭受伏击的第二天，他在极度的狂热中冲进一个附近的村庄，屠杀孩子、射杀无辜的农民、强奸越南女人。
在这之后，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回家的意义。你怎么可能告诉你的爱人，告诉她你残忍地强奸了一个和她一个的女人？儿子学步的场景也让他想起在越南屠杀过的儿童。
对于受到创伤的人而言，最困难的就是直面他们对于自己在创伤经历中的羞愧，无论这些行为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
汤姆一直都看《军事冒险者》这本杂志，幻想成为非洲内战中的一名雇用兵，他也试图保持繁忙，工作、喝酒、嗑药，用一切努力来避免直面他的噩梦。
后来，我曾给越南士兵进行小组治疗，他们热切地谈论他们可怕的创伤性经历，他们谈论是如何把匕首刺入德军士兵的胸膛，或者他们的直升机是如何在越南被击中坠毁。
但是，他们拒绝谈论他们现在面临的日常问题，例如他们和妻子、孩子、家人的关系，如何与上司相处，是否在工作中找到满足感，是否滥用酒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无论创伤性事件过去多少年，他们都不能跨越战争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只有当他们回忆起过去的创伤时，他们才有 活着的感觉。
04
罗夏墨迹测验
比尔是第一个参与到我的噩梦研究当中的，退役前他是一名战地医生，现在他在神学院工作，妻子是一名护士，很快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比尔的噩梦来了，他无法跟婴儿单独相处，他会被淹没在越南死婴的景象中，看到被烧焦的或流血的婴儿的脸，然后忍不住大哭。
我的医院同事说，比尔的精神病症状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妻子的爱被他们的新生婴儿夺走了。
我想到了弗洛伊德1985年描述创伤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人在为记忆所苦。
于是，我给比尔进行了罗夏墨迹测验，罗夏墨迹测验是一种独特的工具，它通过给基本上没有意义的墨迹刺激创造意义和故事情节，可以揭示相当大一部分的思维状态。
比尔在看到罗夏墨迹测验的第二张卡片时，陷入了恐慌：”这是我在越南看到的那个爆炸了的婴儿，你看，在正中间就是那些烧焦的肉、这里是伤口，还是血喷得到处都是。“
比尔喘息着，额头留下汗水。显然，他见到了和10年前同样的场景 ，当年，他绝望地抱着一个死婴，他又闻到了同样的气味、感受到了同样的感觉。
亲身体验到比尔的闪回经历，让我意识到那些前来求助的退伍军人处在何等痛苦之中，也让我感到找出解决创伤的方式是多么重要。
罗夏测试也让我们理解到，受创伤的人从根本上就在用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看待世界。对一般人而言，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可能只是觉得他在散步而已，而一个强奸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有可能强奸她的人，并陷入惊恐中。一个严厉的老师对于一个普通小孩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存在，然而对于一个总是被父母殴打的小孩来说，这个老师可能代表了一个虐待者，可能会促使他进行愤怒的反抗或者惊恐地畏缩。
05
深夜故事
敞开心扉的最佳时间是夜晚，当年我在病房当助理时，看到许多患者睡不着时，他们会穿着紧巴巴的睡袍，直至昏暗的护士站里聊天。夜晚的宁静似乎让他们放松，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别人毒打过、侵犯过、性骚然过，这些人通常是他们的父母，有时是亲戚、同学或邻居。
他们大多都有同样的记忆：无助地躺在床上，惊恐万分地听着母亲被父亲殴打，听见他们互相叫骂，听见家具被摔破。
他们也会向我描述他们父亲喝醉回家的情景：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怎样等待着父亲进门，然后被父亲从床上拉起来，被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惩罚。
还有一些女病人回忆起她们被兄弟或父亲侵犯时的情景，她们会抱怨自己痛苦的婚姻、难以应付的孩子、对于流产的内疚。
他们在向我倾诉完之后，看起来快活多了，并且感谢我的热心倾听，并询问我，既然自己的郁闷已经纾解了这么多，是否还需要做电击治疗。
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电击治疗会消除他们所有有关这些对话的记忆。
而到第二天的清晨，医生去查房时，他们几乎从不提及那些我在深夜听到的故事。医生们也是冷淡地讨论着病人的症状，不带任何感情，也几乎不试图控制患者的自杀意念和自毁行为，也不试图了解患者的绝望与无助。
医生们总是问患者有怎样的幻觉，而将之视为患者病征之一。
我还遇到过一个绝食的女患者，一个漂亮的19岁女大学生西尔维娅，她在绝食超过一周后，体重急剧减轻，医生们决定给她强制喂食，我们要三个人才能按住她，别一个人将橡胶饲管插进她的喉咙，还有一个护士将营养液倒入她的胃里。
在半夜的讲秘密时分，西尔维娅胆怯又犹豫地告诉我她小时候被兄弟和叔叔性侵犯的故事。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照顾“她进食的方式，在她眼里一定跟轮奸无异。
这次经历以及其他的类似的经历让我给我的学生制定了一个规则：如果你在对患者做一些你绝对不会对朋友或家人做的事情，你要想一下，你是否在不自觉地重复患者过去的创伤。
06
病人，是”病“还是”人“
我的老师埃尔文·塞姆拉德教他的一点，应该向患者学习治疗，依赖自己对现实的感知，而不是听信书本上言之凿凿的诊断标准。当一个治疗者面对病人时，治疗者面对的是一个有各种生活需要和发展潜力的“人”，而不是一个疾病名词。
赛姆拉德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痛苦的最大来源是我们的自我欺骗。“
07
动物的无助
这是在1984年在美国神经心理药理学院（ACNP）上，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斯蒂芬 梅尔的报告主题是动物的无助。他们把几只狗在在笼子里，反复对之施加足以令之感到痛苦的电击。
在对狗进行了几轮电击之后，研究者打开笼门，继续对狗施加电击。此前从未受过电击的狗立刻逃出了笼子，但那些先前被施加过电击的狗完全没有尝试逃出笼子——它们只是可怜地躺在那儿，任凭笼子的门敞开着，呜咽着，不自主地排便。
如同被电击的狗一样，很多受过创伤的人放弃了，他们沉浸在自己已知的恐惧当中，不去冒险寻找新的选择。
梅尔他们也发现，受到创伤的狗比起正常狗分泌更多与压力相关的激素。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持续暴露在较高的压力激素水平中，人就会表现得暴躁或恐慌，长此以往，这些人将会付出健康的代价。
梅尔他们教授创伤的狗离开电笼的唯一方式是：打开笼门，然后把它们拖出去，如此反复。
我突然受到启发，我可以教会我的患者们这样基本的自卫方式吗？我的患者们需要亲身体会才能重新获得控制感吗？如果他们可以学会逃离那些可能伤害他们，或与他们曾经无法逃离的创伤类似的情景呢？这是本书最终要到达的目标之一。
还有一些有趣的数据，无论巢的环境是舒适的还是恶劣的，受到惊吓的动物们都会跑回巢里。
受过创伤的人一定会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寻求庇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帮助他们与一个安全、愉悦的地点或活动建立联系呢？
08
药理学的革命
当前主流出版的精神病学教科书都这样说，如今普遍认为精神疾病是大脑异常或脑内化学物质不平衡造成的。
既然科学家们发现了神经递质异常与抑郁症的关联，多巴胺与精神分裂症的关联，那就有望发明直接作用于特定脑部异常的药物。可惜这一愿望从未完全实现过。
1985年的ACNP会议一个有关杏仁核的讲座引起了我的兴趣，杏仁核的敏感程度至少部分依赖于血清素（一种神经递质）的浓度。
低血清素浓度的动物会对压力刺激做出亢奋的反应，而更高浓度的血清素则抑制动物们的危机反应，令它们更不容易对威胁产生攻击或者吓呆了的反应。
其他研究表明，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猴子的血清素浓度远高于地位较低的雄性猴子，如果给地位较低的猴子补充了血清素之后，这些猴子从乌合之众就了领袖。
于是我开始思考血清素在PTSD中的作用，药物公司也在研究提高血清素的药物，后来一种氟西汀即百忧解上市，并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精神类药物。
但令人意外的是，百忧解对于参过战的退役军人完全无效——他们的PTSD症状完全没有改变。
药物不仅带给医生一种比谈话治疗更有效率的治疗方式，也增加了医生们的收入，为制药厂事业来利润。
这是一种”双赢“，医院变成了纯粹的一个”修理病人“的地方。
制药产业的革命给了我们这么多期待，但最终它给予我们的伤害有可能与好处一样多。药物会转移处理潜在问题的注意力。
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例如阿立哌唑、利培酮、再普乐和思维康，成了美国最畅销的药物，但是抑郁病人并没有因使用药物而减少，相反比过去20年中增加了两倍，现在1/10的美国人在服用抗抑郁药。
尽管主流医学仍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通过化学物质才能够保证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但事实上，除了药物，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达成我们身体健康和体内的化学平衡。
09
心理创伤到底是一种适应方式，还是一种疾病
大脑—疾病模型忽视了以下事实：
1、人与人之间既可以互相毁灭，也可以互相解救：恢复社会关系是康复的中心。
2、语言给予我们改变自我和他人的力量，通过叙述经历，我们得以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义。
3、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生理状况，包括可以简单的呼吸、动作和触摸调节我们身体和大脑的自主运动。
4、我们可以改变社会状态，创造一个大人小孩都能感到安全和蓬勃发展的环境。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人性的基本维度，我们就剥夺了人们愈合创伤、恢复自主的能力。
于是，我重新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帮助人们应对创伤后的应激状态。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