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还是更大力地普及大学教育？
最近看到一则有关职业教育的新闻，内容是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6月7日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规定，规定中提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推动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外今天又看到梁建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鸡娃现象严重，应取消或弱化高考，普及大学教育”的观点。这两者的政策观点都有现实情境和相关依据。一个是国家正式层面的实施政策，一个未人口学者对提升国家竞争力给出的教育改革意见。以下我从一个普通教育关注者的视角，说说我对这两种对立观点的解读。
有关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我国在2019年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此方案中分别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实施方案，分别是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加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做好改革组织实施工作，这七个方面又分二十个小节进行分条阐述。通观整个改革实施方案，能够看出政府在职业教育这一块的计划高瞻远瞩，为未来的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作了预测性、可实施性的安排。但是从民间学者的角度或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可能关注点会更多与切身发展价值相关。
社会大众作为自身接受教育或是培养下一代子女，处于理性原则，大多数都希望子女能够成人成才，尤其是在东亚圈内对学历非常看重情形下，绝大多数父母应该都希望孩子能够上大学，去读职高或是高职、应用型本科，对国家的发展可能是最有利的，但未必是最符合绝大多数家长的培养目标的。政策上设定中高考的分层和分流，这一大的教育政策不改变，那么，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可能很难落实到实处。高考对很多乡镇甚至城市地区的学生，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虽说读大学与否不决定毕业后的职业高度，但大学期间享受的师资、同学间的人脉，包括就读的城市的就业机会，还有开阔的视野，得到实习的机会，高职和大学都有较大悬殊。这就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性问题。如果职业工人能够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那么高考读大学的竞争性会减弱很多，也会间接给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真正减负。但职业工人的收入提升，又是与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发达程度有关。
按照梁先生的观点，国家的职业教育规划是为了维持工人和服务人员的低工资，这样能够保持我国在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虽然说读职高或是高职、应用型大学的工资不一定会比大学生低，但是从一些职业招聘统计来看，这一现象应该是较为普遍。国家通过提升劳动技术水平，如果不能降低贫富差距，或是提升工人的工资水平，那么职业教育的地位恐怕很难与大学教育相平。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东亚发达经济体中，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升学率一度都超过80%，日本的大学入学率甚至接近100%，但是大学毕业生毕业就业依然非常困难。韩国人口基数少，很多公司都是由大的财阀集团垄断，所以读完大学是否好就业和拿到高薪工作，归根到底，还是与市场的规模和工作机会，以及一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从中国台湾地区来看，大学入学率也极高，但是多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未增长多少。梁先生所言的，提升大学入学率，这是国家努力的目标，教育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进一步提升大学入学率到60%。以后就读大学的人数会越来越多，但是否有必要提升到80%甚至更高，可能也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使得人均GDP更高，社会有更多的中产阶级人士，那么无论是就业还是发展机会相对也会更多，国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经济体。也许随着适龄出生人口和就读人口的下降，未来大学的入学率会更早突破60%的大关，这一天会来的更早。但读完大学，也不表示会有更高的工资和发展机会。随着我国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或是走向发达经济体，大学毕业生将会越来越变得普通，走向就业市场时，也许就是个普通的服务人员或工人。从就业和职业发展前景而言，未来高职或大学的贫富分化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会更加模糊化。但整体来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国民素质的提升还是有更多的益处，而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