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刚刚告诉我，姥姥现在已经不想开口说话了，不睁眼，也不吃东西。
若不是我临时决定寒假回国，爸妈也许并不会告知姥姥第二次住进了医院。抵京第三天，爸爸给我打电话时，我便已有了预感。年初的那场大手术之后，又住进医院，怎么看都不是好兆头。
我是厦门人。在我读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姥姥就从东北来到了厦门。在我小小的脑袋里，东北，那可是冰天雪地，需要我坐飞机，再坐火车才能到达的远方。姥姥说，她是来厦门“度假”的——可这度假一下子便是十几年：从我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离家之前，姥姥一直都在我身边。以前我觉得，别的小朋友寒暑假一个人在家里好孤独；那时的自己就会暗自庆幸，有姥姥在家真好。
有时觉得自己很容易失忆，好像以前的事情都会忘记。而我却能依然清楚地记着，十几年前某个夏日的午后，我和姥姥懒懒地坐在床上的光景。当她第一次把假牙摘下时，我吓得瞪圆了小眼，脸色苍白，急急忙忙跑去摇醒酣睡的爸妈，惊恐地告诉他们姥姥的牙齿不见了，好像老怪兽。我们一起在小小的单人床上打扑克，而我最爱耍赖皮。只要我发现形势不对，“不好我要输！”，我就会跟姥姥说，“哎呀刚刚那把不算，再来一次！”尽管我总是别别扭扭地想占上风，姥姥也只不过笑着说说“哎呀你又耍赖”，然后便遂了我的意。上学的时候，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放学，姥姥绝对早已做好了饭菜。我没什么出息，好的也就那么几口：茄盒儿，葱花饼，包子，馒头什么的。有东北这一支血脉，我的饮食在南方的小伙伴当中也算是特别。有时嘴馋，早早地想好了第二天的午饭，便会在睡前满心欢喜地告诉姥姥，待到第二天看到了期待已久的饮食，也能高兴上好一阵子。
如今打开家里的衣柜，我还能见到姥姥常穿的衣服。站在阳台上，有时就会突然意识到这里是从前姥姥专门洗漱的地方，以及她总说这是“凉台”。又由此想到她给“金针菇”冠名为“针金菇”，这段记忆更是牵扯出我教姥姥称呼自己的女儿为“daughter”的经历。她没有文化，会写的字不多，也就没有心思去弄明白这些看似复杂的专有名称，听到什么便模仿着什么。于是教她，又成为了我一个小小的乐趣——虽然我怎么教也教不会。
老人家易早起。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她就一直早起来着。小时候很喜欢对姥姥说，“姥姥你明天早上一定要把我叫起来哦！”因为早起的姥姥似乎总是去那些好玩儿，且奇特的地方——比如一大早五点多的江头菜市场，或是六点多有跳舞老奶奶的莲花公园。姥姥也知道，大多数时候我是粘在床上的；但她也总是记着我的请求，走前做做样子地叫叫我。运气好时我也起得来。就记着那么一次，我和姥姥早上五点多，摸黑从家里走到了江头菜市场。混着泥水与烂菜叶的水泥地，昏暗的灯光，嘈杂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还有猪肉母鸡香菇等散发的混合气体，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晕眩，更何况我只能看见一条条大人们的大腿。步行一来一去也要一个小时，有点儿累，也没觉着什么有趣。这是我唯一一次和姥姥去江头菜市场。或许姥姥后来也去过，只是我再没被叫醒，亦或者是姥姥腿脚不便，越来越不愿远走。这样的记忆，也就只有这么一段。
这次回家，知道做了十几年邻居的隔壁叔叔阿姨要搬走了。我们两家的阳台是相通的，只有那稀疏的铁栏杆划分了界限。昨夜我在阳台洗衣服，突然想起以前还能听到栏杆那头哗哗的水声，以及阿姨说着的我听不懂的闽南话。我的家是一栋老楼，老邻居们走了，新邻居们来来去去又都不认识。好像熟悉的，觉得自然而然的那些存在们，慢慢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现在想想，如果那时候能多听一些，不管是什么；能多看一些，不管是什么；能多爱一些，不管是什么，是不是就不会有遗憾了呢？
姥姥曾经是我认为最理所应当的存在：胖胖的身材，微笑的脸庞，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而现在，听她说话，看她走动，似乎都变成了一种奢望。曾经想着，人若是死去，折腾的总是活着的人，何必呢，既然人死不能复生。但现在我却觉着，念着，惦着，总归是有爱的深意在里面。无论怎样，我都割舍不下，无法抛弃，即使我束手无策。或许这与洒脱无关，只是情深与否。
以前最爱抱着姥姥了，胖胖的，很舒服，很安全，是家。
多想再抱一次，我的姥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