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辛亥革命后，贵州新生政权深陷清末遗留的金融困局，官钱局票据信誉崩塌、货币流通紊乱，直接威胁地方经济存续与政权合法性。时任大汉贵州军政府政务部总长的周沆，以“信用重建—机构革新—货币规范—模式探索”为核心路径，主导贵州近代金融体系的初创实践。本文基于边疆金融脆弱性理论，结合一手史料与量化数据，剖析周沆筹款兑票、改组银行、发行“黔币”等关键举措，深入阐释其在信用根基重塑、制度框架搭建、发展范式探索层面的奠基价值，揭示近代贵州金融从“传统官办”向“现代治理”转型的内在逻辑，还原边疆地区在政权更迭中金融现代化的独特进程。
关键词
周沆；贵州近代金融；信用重构；官商协作；边疆金融转型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新政”推动地方金融近代化尝试，1908年贵州官钱局的设立便是这一浪潮的产物。然而，作为边疆省份，贵州经济基础薄弱、财政自主权有限，官钱局自诞生起便沦为“弥补省库亏空的工具”——发行银两票、制钱票多无足额准备金支撑，仅以政府公信力勉强维系流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贵州政权从“清王朝行省”转向“大汉军政府”，新旧政权更迭彻底击穿了旧有信用体系，官钱局票据“骤成废纸，商民罢市拒用，市面流通几绝”。
此时的贵州面临三重困境：其一，中央政权处于南北对峙状态，无力给予边疆省份金融援助；其二，地方战乱导致税赋停征，都督府“府库空虚，无隔夜之粮”；其三，民间资本对新生政权缺乏信任，金融恐慌引发社会动荡。在此背景下，传统金融模式已彻底失效，构建适配新生政权与地方经济的近代金融体系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政府政务部总长的周沆，执掌统筹全省政务的核心部门，凭借其对地方财政的深刻洞察与跨领域协调能力，成为金融治理实践的核心主导者。其举措不仅关乎危机化解，更奠定了贵州近代金融的发展基因。本文核心问题为：周沆如何依托政务部总长职权推动系统性金融革新？其“奠基”价值体现在哪些维度？对边疆金融转型有何启示？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创新
学界对贵州近代金融的研究多聚焦于贵州银行的后续发展（如吴雁南《贵州近代史》对银行改组的梳理），或孤立提及“27万两借款”这一史实（如《贵州财政史》的零散记载），但缺乏对周沆金融实践的系统性分析，且对其1912年关键职务存在表述偏差。
本文创新点有二：其一，厘清周沆“政务部总长”的职权边界与核心职能，还原其依托政务部统筹优势主导金融改革的权力基础与实践逻辑；其二，以“奠基”为核心线索，构建“信用—机构—货币—模式”的分析框架，结合边疆金融脆弱性理论，凸显其举措的边疆适配性，弥补现有研究“重史实、轻理论”的不足。
二、信用重建：边疆金融转型的前提性奠基
信用是金融的核心，而近代边疆省份的金融信用兼具“政权依附性”与“脆弱性”——旧信用随清政权覆灭而崩塌，新信用需在政权未稳时快速构建。作为军政府政务部总长，周沆依托政务部统筹财政、商贸、民政的职能优势，其首要功绩便是通过精准施策，在断裂的信用链条上重新搭建起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
（一）危机研判：穿透表象的核心矛盾定位
面对“票废市停”的乱象，时人多将危机归咎于“政权更迭”，主张以“军事弹压稳定人心”。周沆却依托政务部的调研职能，召集财政、商贸科属官员核查官钱局账目，并组织贵阳盐商、茶商等代表召开座谈会，最终指出危机本质是“偿付能力缺失引发的信用破产”：“商民拒票非拒新政权，实拒‘票不能兑银’之虚值；市面停滞非不愿交易，实无可信之媒介。”这一判断跳出了“政治维稳”的表层认知，直指核心——唯有解决“旧票兑付”的资金缺口，才能重建市场对新政权的金融信任。
（二）路径创新：官商协作的边疆适配性实践
近代贵州缺乏沿海地区的资本市场与外资渠道，民间资本却因盐、茶、票号贸易积累了一定实力，“贵阳富商拥银百万者数家，然皆惧政权更迭而藏银窖中”。作为政务部总长，周沆摒弃清末“官压商”的传统模式，以政务部名义为背书，开创“政权信用+利益绑定”的协作路径：
1. 信用背书：以省都督府名义出具“清理基金借据”，明确“借款从后续厘金、盐税中优先偿还”，借据由周沆以政务部总长身份签字，并加盖政务部公章与都督府印信，将新生政权的政治信用转化为金融信用。据《贵州财政沿革史料》收录的借据存根记载：“今借到华记盐号银拾万两，充作旧票清理基金，还款以本年秋厘金项下拨付，政务部总长周沆签字，政务部、都督府加盖印信为凭。”
2. 利益共情：周沆以政务部总长身份亲自登门劝说华之鸿等核心富商，承诺“政务部将协调民政、交通科属保障盐茶运输通道畅通，商贸秩序恢复后优先授予特许经营资格”，直指“旧票不兑则商贸断流，尔等盐栈、茶号亦无生意可做”，将政府危机与商人利益深度绑定。华之鸿日记（1912年2月10日）载：“周总长亲至，携政务部拟具的商贸维稳方案，言及票乱之害与军政府施策之决心，其职权足以统筹落实，当可信赖。”
3. 专款专用：周沆指令政务部下设“旧票清理专项办公室”，由财政科官员与商人代表共同出任负责人，定期向政务部报备资金使用情况，并通过《大汉贵州军政府公报》公示，杜绝借款被挪用的风险。
最终促成的27万两白银借款，成为近代贵州“官商协作稳金融”的首次成功实践。当“持票可兑足银”的消息传开，“贵阳街头兑票者排队长达数里”，据《大汉贵州军政府公报》第12期（1912年3月）“旧票回收进度表”显示：“自2月15日起，十日回收银两票12万张，制钱票35万张，回收率达62%”，市场恐慌迅速平息。更重要的是，周沆以政务部总长身份主导的此次协作，打破了“官商对立”的传统认知，为后续金融治理积累了社会资本。
三、机构革新：现代金融治理的载体性奠基
信用重建仅是“破局”，构建具备独立运营能力的近代金融机构，才是边疆金融“立根”的关键。作为政务部总长，周沆依托政务部的机构设置与审批职权，其主导的贵州官钱局改组，并非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对传统官办金融模式的根本性颠覆。
（一）制度重构：从“财政附庸”到“金融主体”的转型
清末贵州官钱局隶属于布政使司，核心职能是“代政府发钞、收存税银”，无独立核算权与经营决策权，最终因“滥发钞币补财政”而崩溃。周沆以政务部名义牵头财政科、法制科拟定改组方案，经军政府会议审议通过后，首先确立了贵州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
• 职能重塑：明确“调剂地方金融、扶助工商实业、办理汇兑存贷”三大核心职能，通过政务部令剥离其“财政提款机”属性，规定“军政府非经董事会同意，不得强制银行垫款，政务部负责监督执行”；
• 治理架构：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由政务部选派2名代表、商人推举3名代表共同出任董事，周沆以政务部总长身份提名华之鸿为总理，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后，由政务部正式任命，实现“官督商办、专业运营”；
• 风险管控：制定《贵州银行章程》，经政务部法制科审核、周沆签署后以政务部名义颁布，规定“第六条 发行兑换券，须备现金准备六成，其种类为银元、纹银；保证准备四成，为政府公债及殷实商号庄票，政务部每季度核查准备金情况”，从制度上规避旧官钱局的管理漏洞。
这一重构使贵州银行成为贵州首个具备近代银行特质的金融机构，标志着地方金融从“行政附属”转向“专业治理”，而周沆的政务部总长职权为这一制度突破提供了关键的决策与执行保障。
（二）网络布局：从“单点运作”到“体系覆盖”的拓展
边疆省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直接决定体系效能。周沆依托政务部统筹地方府县政务的职能，向安顺、毕节等府县政务分处下发指令，要求配合贵州银行分支机构设立，协调解决场地、人员等问题。在贵州银行1912年8月15日正式挂牌当月，便推动设立安顺、毕节分行，次年又增设镇远、遵义分行。这些分行并非简单的“业务代办点”，而是具备“存贷、汇兑、钞币兑换”完整功能的分支机构，形成覆盖贵州“黔中、黔西、黔东”三大经济区域的金融网络。
这一布局精准契合了贵州的经济格局：安顺是滇黔桂盐运枢纽，毕节是川黔茶贸重镇，镇远是湘黔物资集散地。分行的设立使“黔币”能快速渗透至基层市场，为盐、茶等支柱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真正实现了“金融服务经济、经济反哺金融”的良性循环，强化了金融体系的根基。而这一跨区域布局的高效落地，离不开周沆以政务部总长身份统筹地方政权的协调能力。
四、货币规范：金融流通秩序的核心性奠基
货币是金融体系的“血液”，而近代贵州长期存在“银两、制钱、官票混用”的乱象，“一地一价、一票一折”严重阻碍商贸发展。周沆以政务部总长身份主导的“黔币”发行，终结了这一历史，构建起边疆省份首个规范的近代货币体系。
（一）信用锚定：以准备金制度筑牢货币根基
旧官钱局票据崩溃的核心原因是“无备发行”，周沆对此吸取教训，以政务部名义颁布《货币发行准备金管理办法》，确立“准备金为本”的发行原则。贵州银行呈准发行的100万元“黔币”（全称“贵州银行兑换券”，为银元本位兑换券，非法定货币但具备全省无限法偿能力），严格遵循“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制度——现金准备为银元、白银，存储于总行金库，由政务部财政科定期核查；保证准备为政府公债、优质商票，由监事会监督管理，核查结果需向政务部报备。这一制度设计使“黔币”具备了坚实的信用基础，“商民持币可随时兑银，无丝毫疑虑”，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1912年1月（清理前）银两票兑银率仅30%，8月（黔币发行后）黔币兑银率达98%，迅速取代旧票成为主流流通货币。
（二）标准统一：以本位制度适配经济需求
结合贵州“白银流通普遍、银元渐成趋势”的实际，周沆确定“黔币”以银元为本位，面额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票券设计统一印有“贵阳全景”“黄果树瀑布”等地方标识，经政务部审核后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既增强辨识度，又强化地方认同。同时，他以政务部总长名义牵头制定《黔币兑换与流通章程》，明确“黔币在全省境内无限法偿”“各商号、税局不得拒收”，并指令各府县政务分处协助设立兑换点，保障“钞币与银元自由兑换”，对拒收或折价使用“黔币”者，由政务部协调民政科追责。
这一系列举措彻底终结了贵州“货币割据”的局面，使“黔币”成为贯通全省的统一支付媒介。据《贵州近代商业史》数据，1913年贵州商贸额较1912年增长40%，其中“黔币流通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是核心因素之一，盐运交易额更是增长45%，黔币结算占比超80%，足见货币规范对经济激活的关键作用。
五、范式探索：边疆金融发展的长远性奠基
周沆的奠基之功，不仅在于构建了“信用—机构—货币”的实体体系，更在于依托政务部总长职权探索出适配边疆省份的金融发展范式——“官商协作、以稳促进”，为后续数十年贵州金融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逻辑。
（一）模式内核：平衡政府主导与市场活力
边疆省份金融基础薄弱，纯商办金融易因风险过高而夭折；纯官办金融则易陷入低效与腐败。周沆开创的“官商协作”模式，以政务部的统筹职权实现了二者的平衡：政府通过政务部提供信用背书、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解决商办金融的“信用短板”与“风险顾虑”；商人以资本入股、参与管理，注入专业经验与市场敏感度，避免官办金融的“行政僵化”。贵州银行成立初期，华之鸿以商人身份兼任总理，重大决策需经董事会表决后报政务部备案，既争取了民间资本的信任，又保障了运营效率与政策合规性，正是这一模式的生动体现。
相较于同期四川浚川源银行的“纯官办模式”（因缺乏民间资本参与，1913年便因资金链断裂停摆），周沆的模式更具边疆适配性——既利用了政府的权威优势，又激活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治理共同体。
（二）路径延续：为后续发展埋下基因密码
这一模式并非短期应急之举，而是深刻影响了贵州金融的发展轨迹。1920年代贵州银行虽历经改组，但“官商协作、政务部门监督”的核心逻辑始终延续；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后方枢纽吸纳大量内迁资本，正是依托早年构建的金融体系与官商协作传统，才能快速承接产业转移、保障物资流通。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沆以政务部总长身份植入的“政务统筹+官商协作”基因，不仅奠定了“物理层面”的金融架构，更保障了体系的长远生命力。
六、结语
1912年，周沆以大汉贵州军政府政务部总长的核心职权，主导了贵州近代金融体系的初创实践，成为边疆省份在政权更迭中实现金融现代化的典型案例。在“无先例、无外援”的绝境中，他依托政务部统筹全省政务的职能优势，将“信用重建”作为破局起点，通过官商协作撬动民间资本，为金融体系筑牢根基；以制度革新为核心，将旧式官钱局改造为近代银行，搭建起专业化运营载体；以货币规范为关键，发行有准备金支撑的“黔币”，激活金融流通血脉；以模式探索为长远，开创“官商协作”路径，为体系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这一系列举措形成了“职权保障—问题解决—长远价值”的完整闭环，不仅化解了新生政权的即时危机，更构建起贵州近代金融体系的初始框架，使贵州金融从“传统官办的粗放模式”跃迁至“现代治理的系统范式”。从历史维度看，周沆的实践表明，边疆地区金融转型需依托核心政务部门的统筹能力实现“多方协同”，兼顾“应急性”与“长远性”。这一经验不仅为抗战时期贵州成为后方金融枢纽埋下伏笔，更为近代边疆金融现代化提供了“危机中创局、务实中奠基”的典型样本。因此，称其为“贵州近代地方金融体系的重要奠基人”，既是对其历史功绩的精准概括，更是对近代边疆金融转型逻辑的深刻还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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