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千百年来，陶先生的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田园诗，因此他也被冠以田园诗派之鼻祖。
当然，陶渊明在写诗的时候，可从不管什么诗风诗派，他写诗不为稿费，也不为博流量。他写诗不是为了生前的盛誉，更不是为了身后的殊荣，不过是“常著文章自娱”而已，所以他毫不在乎世俗的毁誉褒贬，不用任何刻意的装点修饰，抛弃所有的风黛铅华，让字字句句全从胸臆中自然流出。
戴教授说正是他这种至高的精神境界，才可能使他在诗文中展示出一种至高的艺术风范，代表了民族乃至人类的某种艺术“归趣”。
02
人与宇宙的同一和对立，始终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永恒无解的命题。魏晋时期，个体意识觉醒，摆脱了社会形制束缚的士人们，开始郑重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价值轴标，于是魏晋时期玄学和玄言诗空前兴盛。
在此过程中，无限存在对有限人生的压迫让他们走入了新的困境与背谬。陶渊明作为时代的个体，同样深受其困。他的诗作中同样充满了“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千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的悲叹，人生渺茫的困惑同样困扰陶先生。
陶渊明从来不曾标榜自己是思想家，但他因着生而为人的文化自觉，终其一生，都不曾停止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只不过他从未系统性的箸书立作，只不过在“聊以自娱”之时，将思想成果全部化为动人的诗句。
因而，他的诗总是有一种哲学诗的况味。
03
东晋时期，玄学发展的后期，士大夫们逐渐归愿自然，这一时期如谢灵运等诗人都写了大量的山水诗作，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依然没有脱离对立的立场，他们始终站在彼岸，怀着或敬畏或欣赏的态度，试图与自然对话。因此，他们的诗作就像是宫廷山水画一般，精致但缺少生气。
自小好静的陶渊明对于自然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意愿，因此他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陶渊明独有的人生观和自然观。这个价值观在他的《饮酒》之五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优美。这首诗凭着浅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恶意境和深蕴的哲理，使它成为陶渊明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其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陶渊明精神符号般的存在。
陶渊明是个白描高手，所谓的“落笔自然而兴象精微，声色俱到而痕迹全消”，便是陶公田园诗的高妙所在。
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好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把心放平，方能与万物一体。将草庐安顿在炊烟袅袅中，没有车马的喧扰，篱笆下的菊花兀自开放，远处的南山静默不语，山梁间雾霭缭绕，夕阳西下，倦鸟结伴而归。
不思不念，就是最好的当下。
心安之处，便是归所。
04
古今中外，多少读诗人都爱他的这股醇厚真意。方东树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贺贻孙则认为“晋人诗，能以真朴自立门户者，惟陶元亮一人。”近代朱自清的评价则更加学术，“用散文化的笔调，却能不像《道德经》而合乎自然”。
700多年以后，58岁的辛弃疾被投散闲置四年，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的“停云堂”写下了一首和唱陶渊明《停云》的词《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其中有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一句诗倒与陶诗旨趣同归，但因为有了求同的机心，也就失了一段意蕴。
可见，任真是一种天分。
05
他坦坦荡荡地活着，一颗素心随运顺化。遇喜则欢，遇悲则哀，写景时心口合一，不事雕琢；诉志之作，则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
读山海经十三首 （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最爱的便是陶诗那股娓娓道来的真诚之感，他像老友一般为你描摹他所见到的自然的美好，向你倾诉他的困惑，也不会向你掩饰他的不平。读他的诗，就如一展多年未见的老友的书信。
他跟你说孟夏的时候草木疯长，草庐周围树木扶疏，小鸟们欢快地在上面安家。土地已经翻耕，稻谷也已播撒，空闲的时候他依然喜欢坐在窗边读书。虽然亲友疏离，却并不觉得寂寞，在微雨凉风相伴的日子，读着《周王传》，浏览着《山海经图》，俯仰之间纵览宇宙，他说这是人生至乐。
06
当然，也有人评说陶诗的语言过于素朴，更像田舍翁之语。陶诗虽然看起来素朴无华，随口而出，却是难得的艺术匠心所在。陶渊明的时代，诗坛开始涌现出一股求新求变的气象，诗人们讲究排偶，注重辞章，重视典故，甚至开始对声韵有了限制，六朝时期雕镂堆砌、繁缛绮靡的诗风逐渐显露。
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陶渊明显然弃之如鄙，他独辟蹊径，上承《诗经》和汉乐府朴茂之风，开创了语言清新、风味真淳的诗语新境。
陶渊明是个语言组织的高手。
他在诗中大量的运用叠字。如“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如“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这种单字的叠用，使得他的诗形成了独特的语境，贯通了诗的气势，强化了诗人的感情，又增加了回旋的韵律。
大范围虚词的运用也是他写诗的一个特点。运用虚词取消了诗句自身在意义上的独立性，每一个诗句都不能倾诉一个完整的语义，由此形成了一个紧凑的意蕴链。它的语言功能在于创造了一个浑融和谐的意境，而不是凭亮眼的字句、片段取胜，语言因此而浑厚自然，不可句摘。
陶渊明对于辞格的运用也是炉火纯青。他在诗句中灵活地运用比喻、借代、对偶、夸张、排比、设问、反问等等修辞手法，让诗作更加生动而感人。上文所选“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借设问设下关卡，然后推开波澜，趁势说去，使作品更加跌宕生姿，转折增趣。
当然，陶渊明在诗中用典同样自如。朱自清先生就曾作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49次，《论语》第二，共37次，但他用典水到渠成，没有太多的斧凿痕迹，与古朴自然的诗风浑然一体。
07
事实上，陶渊明在写诗时，根本不会在意辞格和用典。
陶渊明显然不是一个政治诗人或社会诗人，他所关心的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而不是某朝某姓的兴衰，他所探寻的是存在的本体和理想的人格，而不是政治倾轧和改朝换代的是非。他所求的是生命的自在洒落，而不是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春风得意。虽然他有深厚广博的同情心，但并没有大庇天下寒士那种社会抱负，他只是力图在“淳风日尽”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
在魏晋这片疯狂的田野里，陶渊明背对整个时代，将自己站成了一棵柳树。这个饱经四季风霜的生命个体，从而拥有了流畅和饱满的自然天性。也正是因为他具有超时代的个体价值和个体内容，所以便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这也是陶诗值得一读再读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