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家墩”是生产队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称呼。从红旗闸边的江堤上向西望去，村庄被树木包裹，像一大团黑乎乎的森林。其实走进去，就发现它由三个小墩子组成端正的品字状。

中间有条大河，是村庄的心脏。

河东边的顶头横着一条人们日积月累踩出来的小路，到程家小墩时这一步宽的小道就成了分界线。线东是坟场，自南而北一大长条。每天，他们都要比村里人家先接受阳光的沐浴。

坟场里的树比村里的稀疏一些，却粗壮得多，以桦树为主；靠近吴家小墩这边以百果树居多，一棵一大团的墨绿，是村庄冬天里难得见到的绿色。高高低低的土坟就趴在树荫下，被长满勾刺的野蔷薇，蒿草密密匝匝地覆盖着。

土坟里睡着的大多数也是程家墩的人。

小时候我从不敢独自涉足坟场。虽然到了春天，那里盛开着村庄里不多见的粉红色、白色的蔷薇花。浓郁的花香不仅仅引来了“嗡嗡”哼的蜜蜂，扑闪着漂亮翅膀的蝴蝶，也吸引着一群衣着土色的孩子。我却离他们远远的，站在分界线的一侧远视，我能看到坟堆上被獾子扒开的深深浅浅的洞，仿佛能隐隐看到一堆白骨，我的心便开始收缩，那几天晚上便有恶梦，醒来往往是浑身大汗淋漓。

我不敢去的原因还源自于一个传说：离坟场最近的人家，腊底炒年货，到炒花生时夜已渐深，女主人忽地就见到木窗边伸进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似乎是向她乞讨一点吃的。女主人也算胆大，就用锅铲挑了一铲花生倒过去，没想到也顺带铲起了滚烫的沙子。一声凄惨的叫声后，伸进来的手不见了。

这个新闻第二天一早就传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也成了大河边洗衣洗菜女人的谈资。传说有名有姓，我拾鸡屎时从那扇窗户后面走过好多次。这个传闻便增加了我内心的恐惧，尤其到了夏日，小伙伴说能看到坟场里点点鬼火，助推了我柔弱的惧怕心理。

但我不得不去坟场，像不得不面对一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七岁那年的冬天，奶奶的双眼在一个寒冬的早晨永远闭上，她被四个壮汉从村西抬进了村东。

奶奶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我开始走进坟场。为这个清明，父母已精心准备了好多天。因为知道家里拮据，母亲不得不拔些嫩草掺杂些米糠，想催家里为数不多的老母鸡下蛋勤快点。

清明节还没到，父母已准备上坟。一大早母亲就去街上，买回半斤肉，三四条小鲫鱼，在锅屋里准备饭菜。父亲在堂屋也没闲着，他细心地刮完胡须后，去锅灶里掏点青灰，寻一块平整点的地方洒上。再将买回家的裱纸裁成三份，一叠叠平铺在青灰上，然后一手握着纸冲子（园铁管，下面镶嵌着回字形的铁片），一手提着木棒槌，“叭叭，叭叭”依次在纸上敲下铜钱的印迹。

我什么也不用做，一会去锅屋闻闻那难得一次的菜饭香味，一会又看看父亲手中的活完了没有。待母亲将三碗菜，三碗饭，三双筷子摆放进一个大竹篮子里的时候，我知道就要去坟场了，当然不会忘记带上火柴。

三月底的乡下，村外的油菜花开得灿烂，村里的树枝上才懒懒地抹上点绿色。我跟在父亲的后面，像牛的尾巴，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在奶奶坟前，父亲指着左右隔壁的坟对我们说是谁家谁家的，像是在说一件并不遥远的往事。我们认真地聆听，虔诚地跪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忘记了自己曾在奶奶灵柩前嚎啕大哭的模样。几个月的时间似乎让一个孩子变得成熟，我知道睡在家里是休息，睡在这里就不会醒来。于是我便知道，自己再也吃不上奶奶偷偷带回来的糖果，挨打时也得不到奶奶的庇护了。

后来每年的清明、冬至都要去，渐渐知道这坟那坟是谁家的祖先，就像熟悉村里的邻居一样。平日里，每当坟场有密集的鞭炮声响起，就知道又有人从村里搬到那边去了。有人去世，那是别人家的伤心事，我们没有体会，只知道跟着去看热闹。

父亲五十多岁时开始置办老屋（寿材）的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他托人从江南购回了上等的阳山杉树，架空堆放在家里。他一直认为，在林家，活到五十多岁的人寿命是长的了，只是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的身体都硬朗得很。在他八十岁过生日时，我们回去才请了木匠师傅，赶在生日之前圆好了两副寿材。

叔叔（父亲的弟弟）去世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在坟场，他站在墓穴旁见棺椁被泥土渐渐掩没，默默流下了浑浊的眼泪。次年冬天（二O一七年），父亲也闭上了一生没戴过眼镜的双眼。只是父亲没有睡进他精心置办的“老屋”，也没有抬进东边的坟场与叔叔为邻。因为殡葬改革，他被我们送到了村里的公墓。

这尘世，无所谓样样如意。

置身于丛林深处，能闻得到鸟语花香，触及到阳光雨露；置身于乡野能感受到人间烟乡，乡俗民风；村庄依旧是村庄，土地依旧是那块土地。 我，不再是少年，青春一去不返。

但无论漂泊何方，大地都是永久的故乡。

林建明，铜陵作协，安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