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从外交、战略层面看，鲁肃的联合荆州力量北抗曹操的外交努力是十分成功的，而赤壁之战的结果无疑为鲁肃谋划的“跨有荆扬、建号帝王”孙吴建国大战略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这次我们谈谈战争本身。我们传统上一般认为孙刘联合北抗曹操，以火攻之计实现了以少胜多。而翻开《三国志》你会发现，其实战争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三国演义》在叙述这一段的时候，为吸引眼球，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夸张描写。孔明草船借箭、七星坛借东风，庞统巧施连环计，黄盖苦肉计诈降。
而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是这样说的，《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蒋济传》载：“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先主传第二》：“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文选》引“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
从以上几段引文来看，由于建安十三年荆州地区出现了瘟疫，北来的曹军大量染病死去，曹操于赤壁初战失利之后，主动烧毁剩余船只，后来退守南郡江陵（还是荆州的地方）。当时士兵“饥疫”，军队死者过半，曹军主动撤退北归。作为南方联军主力的荆州军（关羽水军、江夏刘琦部队）和周瑜的三万军队，染病情况要好一些。
我们从大环境看，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有十二次之多。以至于中原地区出现了曹操《蒿里行》所说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植的《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记载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大瘟疫。从建安初年以来瘟疫一直在骚扰虚弱的大汉王朝，到建安二十二年达到顶峰。这一年，大量的人员死亡，从平民到贵族无一幸免。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魏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段话明确说“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均死于同一场大瘟疫。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又一次由于瘟疫撤军，这一次两方稍一接触就各自撤兵了。
《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说：“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司马）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
从以上各条，可知王粲和司马朗（司马懿的大哥）一样，陪曹操到居巢，遭遇“大疫”，一起死在前线。因此，“建安七子”中除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大瘟疫之外，王粲也死于同一年的大瘟疫。不同的是，徐、陈、应、刘死在河南，而王粲死在安徽。同一年（建安二十二年）江东的鲁肃也以四十六岁的壮年死去。
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记载：“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神医在面对瘟疫的时候，也发出了浩叹，家族二百多人，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张仲景到各地行医，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