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黄了的时候，外面公路上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农民走过，全是男的，穿着手工缝制略显陈旧的衣服、布鞋，黝黑的脸上落满风尘。姥爷说，麦客来了。
我们在大山深处，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公路穿山而过，通向外面，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班车。不过，班车只让厂里的职工和家属乘坐，麦客是走路来。
山上有散居的农民，相隔很远才会有一户人家，地广人稀，麦子长在山上或河滩里，收割机去不了，要雇用大批麦客来帮忙。姥爷说，麦客是从甘肃来的，那里的人常年到这边做麦客，知道麦子的成熟时间，还会专门制定个路线，比如从甘肃到陕西，这一路上哪里的麦子熟得早，哪里的熟得迟，他们会定出先去哪里再去哪里。经年累月下来，麦客和农户之间建立起一种默契，麦子熟了他们自动会来，不等人请，农户们也会笃定地等他们来了再开镰收割。
麦客来了，不住招待所，有台阶有屋檐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栖身之地——商店、邮局门口、单身职工宿舍楼下，晚间，密密匝匝铺满麦客的铺盖卷。农人们一大早到这些地方来雇人，谈好价钱，就带着去地里干活。干活的时候主家是管饭的，但不管住宿，麦客晚上又回这里歇息。
麦客每次来的时间并不长，十天半月就能把这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他们大多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友结伴而来，人多，干活快，完了又赶去下一个地方。
山上的地我没见过，虽然四周全是山，可放眼望去都是树木，我也常和小伙伴去山上玩，我们能到达的地方还是各种杂花野树，估计田地在更远的山后吧。不过，河滩里的地我是见过的。
从阳台上远远望去，横穿过马路是水渠，过了水渠是河滩，过了河滩是小河，过了小河就到山脚下。在水渠和河滩之间有一块较平整的土地，春天，地里是青麦苗，慢慢变成青麦穗，等到麦穗金黄时就该收割了。烈日下，三两个人，戴着草帽，挥着镰刀，过去之后，留下整齐的麦茬。
年景好的时候，经过长途跋涉餐风宿露，会有麦子割，有钱赚，有大碗的裤带面吃，有红香油亮的油泼辣子。
可天公也有不作美的时候。有一年雨水特别多，麦子还没来得及成熟就沤烂在地里，从阳台上能看到麦田里一片霉黑色。
麦客来了，没有麦子需要收割，没人雇用，也没人管饭。
大雨不仅使麦客没活干，也让他们无法上路。无处可去的麦客全都聚集在公路上，屋檐下的台阶早湿了，他们就挤着挨着蹲在那里。
雨一直下，山里气温本来就低，这下越发寒冷。我跟着姥姥去商店，看到有麦客三五一群瑟瑟缩缩地围拢在一处，把捡来的废纸塑料袋点着，火刚燃起很快就又灭了。路对面一个瘦高的麦客跟同伴大声嚷嚷“买包饼干吧买包饼干吧”，连喊几声，没人响应。一会儿，他被几个人簇拥着，大步跑到商店里买了一包饼干，最便宜的那种，很小很小一包，几个人凑在一起分着吃。
厂里的俱乐部、电影院全都关上大门，暂不开放，连生活区的门也关上了，出入要到门房那里确认身份。我们本来每天晚饭后来可以到外面玩会儿，也被大人勒令呆在家里。这么多的外来人，让大家觉得不安全，厂里保卫处、民兵队的人开始排班巡逻。
不记得那场雨下了多久，后来，麦客就走了，似乎是一夜间消失的，大路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单调与安静，再不见一个麦客身影。
不知道麦客的下一站是哪里，希望他们在别的地方有好运气，能挣到钱带回家。
从大山里出来好多年，再次见到麦客的身影是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里，不知是不是为了拍片需要，或者这几年他们的生活也确实有所提高，电视里的麦客衣着整洁，看上去干净体面很多。他们说：当麦客是祖辈留下的传统，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很多地方都用上收割机，钱不好挣了。年轻的麦客说：明年想出去打工，不想做麦客。年老的农民说：都是下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