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湘案”发生的背后

（1）

国民党的“编遣”会议，从一月五日就开到一月二十五日，终于结束了。尽管阎锡山和冯玉祥都先后逃离了会场，但并不影响它的进程。

在一月二十五日这天，会议终于闭幕。

这二十多天的重要成就，就是由国民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编遣委员会，以承担全国军队实行“编遣”的全面事务。会议选出了委员会的委员和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当属蒋介石一人，而下面的委员就有二十二人，他们是由各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和参谋总长、训练总监部总监、行政院长、内务部长、军政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和七个中央委员组成。

具体是蒋介石、朱培德、冯玉祥、鹿钟麟、阎锡山、商震、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何应钦、谭延闿、赵戴文、宋子文、孙科、王伯群，以及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胡汉民、李煜瀛、戴季陶、王宠惠这些人。

其中的赵戴文是代替阎锡山出任内务部长的，而冯玉祥却还兼着军政部长一职。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拟定全国兵额、编制和饷章，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军费，规定现有各部队官兵裁留标准，规定接管现有各军队之程序；厘定各军官佐任免、调补各项办法，点验及校阅全国现有之海陆空军；筹办编余官兵之分遣、安置事宜，以及编遣经费之经理事项等。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编遣方案”，然后交国民政府进行实施。

在拟定方案时，委员会虽采纳了阎锡山所提出的方案，但也兼顾到了冯玉祥的情绪，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而是让他多编了三个师，而阎锡山却成了暴发户，居然比冯玉祥只少一个师。

也许这是蒋介石对他的“嘉奖”，也许这里面还存有玄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他心里清楚。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看，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有他自己的道理。那就是不能把矛盾全解决了，还得留下一些隐患，让他们去斗，他好从中余利。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二十一次国府会议，明令限期实施军队“编遣”，其命令如下：

（一）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总指挥部限三月十五日一律撤销；

（二）各编遣办事处限三月十六日成立；

（三）全国兵工厂限四月一日一律停工。

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了各“编遣区办事处”负责人名单：

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何应钦

委员  刘汝明  尹扶一

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朱培德

委员  佟麟阁  孔繁蔚  林拔萃

第二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鹿钟麟

副主任委员  石敬亭

委员  李兴中  吴中柱  台寿民

第三编遺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周玳

副主任委员  辜仁发

委员  杨澄源  李竟容  王镇准  雷寿荣

第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白崇禧

副主任委员  胡宗铎

委员  何健  夏威  王风清  田中玉

第五编遣区办事处  由张维清、杨劲支共同负责

海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杨树庄

（杨未到任前，由陈季良代理）

委员  陈季良  陈绍宽  曾以鼎

（2）

根据编遣会议的“裁军”方案，南京国民政府共编制了六十三个师，约七十万人。现把各军事集团统一编制的番号及师长姓名罗列如下——

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共编制二十个师，即：

第一师，师长刘峙；第二师，师长顾祝同；第三师，师长钱大均；第四师，师长缪培南；第五师，师长熊式辉；第六师，师长方策；第七师，师长王均；第八师，师长朱绍良；第九师，师长蒋鼎文；第十师，师长方鼎英；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第十八师，师长鲁涤平；第四十六师，师长陈调元；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第四十九师，师长任应歧；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第五十四师，师长魏益三；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

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共编制十四个师：

第二十师，师长韩复榘；第二十一师，师长梁冠英；第二十二师，师长吉鸿昌；第二十三师，师长冯治安；第二十四师，师长石友三；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自忠；第二十六师，师长田金凯；第二十七师，师长张维玺；第二十八师，师长宋哲元；第二十九师，师长程希贤；第三十师，师长刘汝明；第三十一师，师长孙连仲；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第四十五师，师长方振武。

阎锡山的晋军系统，共编制了十三个师：

第三十二师，师长李培基；第三十三师，师长孙楚；第三十四师，师长徐永昌；第三十五师，师长杨效欧；第三十六师，师长李生达；第三十七师，师长王靖国；第三十八师，师长李服膺；第三十九师，师长赵承绶；第四十师，师长关福安；第四十一师，师长张会诏；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鹏翥；第四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四十七师，师长郑俊彦。

李宗仁的桂军系统，共编制了十一个师：

第十四师，师长张定璠；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第十六师，师长胡宗铎；第十七师，师长陶钧；第十九师，师长何健；第五十一师，师长李品仙；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第五十三师，师长刘兴；第五十五师，师长程汝怀；第五十六师，师长张义纯；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

李济深的粤军系统，共编制五个师：

第五十九师，师长余汉谋；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第六十三师，师长李扬敬。

以上各师的师长，在中央军系统中，从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起，就陆续任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八月以后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中大都是以“师、旅”为单位进行作战，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它也就是把以前的“军”改称为“师”，把以前的“师”改称为“旅”，团以下，根本就没变。这是“掩人耳目”的做法，是蒋介石拿来去哄那些军阀们的把戏。

（3）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一月下旬刚开完编遣会，作为桂系军阀的势力基地武汉三镇，马上就成了蒋介石的忧患对象。原因很简单，目前桂系的势力，从一九二六年六月走出广西，只两年时间，就蔓延到了整个两湖、安徽，其前锋已到了河北的天津以东。

这个势头的延展，着实让蒋介石望而生畏。因为这样下去，再加上广东的李济深，以后半个中国都是他们的了，那他姓蒋的就白忙活了。所以，他不得不佩服杨永泰的那句话，“桂系要靠军事来解决” 。否则，你就拿它没办法。

现在，经过“编遣”会议，南京国民政府允许桂系整编后保留为十一个师，但这里边不一定全是桂系的人马，除了以前唐生智的那四个军被编成了四个师外，剩下的，还有从北洋军那里收编过来的，而他们自己的军队，即以前第七军的老底子，就只有夏威、胡宗铎、陶钧、杨腾辉这四个人所属的师了。

但是，如果把广东李济深所编的五个师加进来，再拢住唐生智留下的这四个师，桂系的威胁却是巨大的，它不是十一个师，而是十六个师，这比冯玉祥还多两个师，比阎锡山还多三个师，能不让蒋介石感到忧虑吗？更其重要的是，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全是中国的富庶地区，是属于钱粮都不愁的中国第一流地区，那里有丰富的战争资源，如果打起来，他蒋介石未必就能取胜。

所以，这能不让蒋介石感到担心吗？

怎么办呢？他只有去找自己的高级幕僚杨永泰，看他有什么方略能制衡这个桂系。他不是说，桂系要靠军事来解决吗？想必他在说这句话之前，可能早就考虑好了。

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的杨永泰，在一间封闭的密室里，终于又与蒋介石见面了。

今天，他依然是梳着背头，戴着眼镜，与光着头的蒋介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军人已开始留光头了，那应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西方传进来的吧。这是因为战争已从冷兵器时代完全转变成了火器时代，其理由很简单，就是方便战场救护，以免受伤后由于头发的遮挡而阻碍药物的最佳治疗。所以，那时的军人还不只是蒋介石一人留着光头，应该说，凡是军人都留着了光头。

此时，蒋介石对杨永泰说：“李宗仁他们的势力在见日剧涨，你看用一个什么办法让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你考虑过吗？”

“这个，我是考虑过的，但是需要时间。我说过，对付他们要靠军事，但要想彻底赢他们，单靠军事是不行的，还得用外交。”杨永泰略加思索后说。

“外交？难道说我还得派代表去和他们谈判，说你们放下枪吧，不然我就要打你们了！”蒋介石诙谐地问道。

“蒋先生，不是这样的外交，是另一种。”杨永泰不称“蒋总司令”，而叫“蒋先生”，这说明他蕴含深意，在间接提醒蒋介石要善于动脑筋。

他继续说道：“你看那苍天大树，枝繁叶茂的，很多年都如此。但有一天，它却枯黄了，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了第二年，就再也没发出绿叶，这大概是死定了。你知道它是怎么死的？原来它的根已逐渐的烂掉，再也吸收不了地下的水分。以后，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去对付桂系。”

“好吧，你说，该如何具体去做！”在杨永泰面前，蒋介石只得“谦虚”一般，而且不得不谦虚。

这样，杨永泰就给他出了一个“四步走”的策略 ，其具体部署为：

第一步，叫“掘坑”。就是用“重金”把原唐生智在白崇禧手下的三个军长廖磊、叶琪和李品仙给收买过来，让他们在关键时从白崇禧的后院点上一把火，到时候这“小诸葛”再有多大能耐也让他玩不转。这叫釜底抽薪，让那个腾起的焰火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自行熄灭。

第二步，叫“梳叶”。在桂系控制的范围内实行分化瓦解。没有矛盾的，先给他们制造矛盾，然后再利用矛盾。这主要是针对于湖南长沙的局势。那里的情况很复杂，以前有三种势力统治过，现在也是他们的余部，但都在听桂系指挥。自从程潜被扣押后，剩下的就只有鲁涤平和何键了，他们是分属于谭延闿和唐生智的。

第三步，叫“剔枝”。就是必须要把李济深给控制起来，让他那五个师在关键时只是一盘散沙，起不了多大作用。

第四步，叫“断根”。最后再把桂系内部给它又进行分化。在剩下的七个师中，程汝怀、张义纯这两个师是被收编的北洋军，暂且不去管它，因为这些师是谁胜就跟谁，关键是桂系那五个铁杆师，他们的师长分别张定璠、夏威、胡宗铎、陶钧和杨腾辉，但是他们并非铁板一块，除了以前第七军的老底子，还有其他的广西部队，只要把这五个师一分化，这“桂系集团”就好对付了。

这样看来，杨永泰早就在编织一张网，一张天大的网，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是当这张网还没有成形时，它应该是隐蔽的，不显山不露水，就是身在其中的人，也只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4）

说到桂系，在“编遣”会议未召开之前，李宗仁对蒋介石通知他来参加会议，也不是很积极的。他是在看别人的行动。别人在做，他也跟着行动，别人不做，他也就不动。这个别人，应该是冯玉祥和阎锡山，此外还有李济深。

说到他与李济深的关系，倒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他们都是广西人，是同穿一条裤子”那么简单。当然，从一些事实来看，也的确有这方面的意味，特别是在对付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南下军队的问题上，那个李济深与黄绍竑就配合得那么密切，以致使共产党的“国民革命军”一败涂地。

但是，更需要搞懂的是，他们为什么偏要连在一起，而且还那么紧密？真正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广西人，而是出于整个地区战略上的需要。

从地图看，广西和广东是连在一起的，从李济深的家乡苍梧县经西江一直可以坐船到广州。

这条江发源于云南曲靖的乌蒙山余脉马雄山东麓，然后从贵州进入广西，再到广东，从上游开始叫南盘江，接下来叫右江、邕江、郁江、浔江，到了苍梧就进入了广东，然后才称为西江。沿途的名称倒是不少，其实也就是一条河流，但其支流却是繁多，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水域网，这就是广西南部与广东西部，

这就预示着从广西到广东，根本就没有什么屏障可言，如果两个地方不互相联合，那就只能对立，一对立就两败俱伤，这是愚蠢的人干出来的事情。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以前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所以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他都要考虑到“联合”这个可以“双赢”的效果，而李宗仁、李济深这些精英加枭雄，是决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所以，在“编遣”军队的问题上，“二李”的利益几乎是一致的，而李济深比李宗仁大六岁，却反而还要看李宗仁如何行事，他就跟着效仿。

为什么呢？因为桂系的军队比他多呀！所以有什么大的问题，都要一起协商，共同解决，这就形成了“同穿一条裤子”的说法。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也来了解一下李济深这个人。把他的“反共”立场抛开，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他为人忠厚，做事也很沉稳，而且很有分寸。在国民党中，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和的中间派，如果没把他往绝路上逼，他是不会对任何人翻脸的，是属于那种对什么人都可以接纳而且还能和平相处的人。这可以从他与汪精卫和张发奎、蒋介石之间的接触中，我们可以看出。

但是如今桂系与蒋介石的关系已处于剑拔弩张的地步，李济深又怎么应付呢？或者说他应该支持谁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在桂系与蒋介石之间，以前是没有矛盾的，而且在蒋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李宗仁、白崇禧，还包括李济深，都是他的竭力支持者。但是自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马上就感到桂系对他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是他们中的白崇禧和他手下的何应钦联合“逼宫” ，他又何必走到这一步呢？

这就预示着以后的局面，有桂系的存在，他蒋介石就没好日子过。挖掘思想的最深处，他们为什么要“逼宫”？那是因为他蒋介石有薄弱的环节，他们是从这个环节看出了他的软弱，而这个软弱是不配担任那个总司令职位的，就这么简单。或者说，他们从骨子里就瞧不起他蒋中正指挥无能，所以要他“下野”，把位子让给别人。

现在蒋介石的做法，就是要让桂系看一看，究竟谁厉害，谁无能。换句话说，如果他蒋介石不把桂系的势力扼制住，将来完全有可能再把他逼“下野”，而且还会让他永远“下野”。

这样，他们的这根“链子”就算结上了，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就一直没解开过。

再说李宗仁，“逼蒋下野”他是成功了，而且还在南京主持了一个“宁汉合流”后统一的国民党局面，并建立了南京特别委员会。这段时间，应该是他充分展示个人才能的时候，但是路途并不平坦，先是与孙传芳在龙潭进行大战，后来又发动“宁汉战争”与唐生智对峙，最后终于把这一系列的麻烦事给解决掉了，结果这个蒋中正却回来了，经过他的一系列鼓捣，这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就像变戏法似的又回到他那儿去了。这说明李宗仁也有薄弱的环节，但他的薄弱不是战场指挥无能，而是没有蒋介石那么多的心眼和手段。

当然，李宗仁也不是吃素的，在关键的时候，他也能抓住机会除掉“异己”。比如他扣押程潜，就是借助蒋介石来动员他去参加“北伐”这个机会，那时他已洞悉到蒋介石还非动用他这二十万的战略预备队，于是就顺便解决了曾经对他有用而现在却成了他的绊脚石的程潜，使蒋介石也不敢说什么，还得支持他。

总得来说，李济深是一个章法不乱、绵里藏针的人，而李宗仁却是一个胸怀大志、不甘示弱的人。这两个人的联合在无形之中却成了互补，这就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气势，让蒋介石一想起来就坐卧不安。

（5）

“编遣”命令刚下达两天，就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三月，这时蒋介石就要踌铸满志地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他们全党都在关注的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有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去年八月，不是有人把要到“三大”召开时才能取消这个分会作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吗？现在就到了“三大”，宣布取消，看还有人会说什么？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湖南那边又出大事了。

原来，二月二十日这天，驻扎在武汉到长沙一线的桂系军队夏威第十五师和叶琪第五十二师却进兵长沙，把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所部第十八师包围，在何键指挥的第十九师解围下，鲁涤平带着他的第十八师已逃到江西境内。同时，以李宗仁为首的武汉政治会议居然宣布，撤销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由何键代理。

当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肺都气炸了。这李宗仁也太嚣张了吧，他怎么能这样呢？在去年八月举行的二届五中全会不是已明确规定，各地方政治分会不得擅自发布命令，这鲁涤平还是一省之主席，任命和撤职也不是他武汉政治分会的事，怎么他就敢擅自做主呢？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此时，蒋介石心里在狞笑，还暗自嘀咕道：“既然你不仁，我也就不义了。本来是想收拾你的，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借口。现在好了，你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不正好帮了我一把吗？”

关于桂系的这一行动，对于蒋介石来说，确实是个征讨他们的好理由。他本来就是要找他们的茬的，这下好了，他们反倒送上门来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或者叫“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原来，在二月上旬，由湘赣两省发动的“围剿”井冈山红军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可在战场上却留下了大量的枪支弹药需要运走，按理说，江西的就归江西，湖南的就归湖南，但是却被蒋介石的一声命令全部运给湖南的鲁涤平去处理。这样，这些军火就从莲花境内经萍乡通过株萍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回了长沙，由省主席鲁涤平收归库存，这件事马上就引起了两省“会剿”代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的不满。

何键是今年一月“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前线总指挥，但此时却没有得到这批武器，而是让没有去参加“会剿”的鲁涤平第十八师无功受禄，心里自然愤愤不平，于是就在打主意看如何“整治”一下这个在湖南的谭延闿的代理人。想来想去，他终于有了办法。

他决定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去报告给武汉，看李宗仁他们是如何反应。

于是，他马上发电报给武汉方面说，蒋某人在秘密运武器给鲁涤平，像是要动武了。还说，他亲自抓到了一批运武器的。

此时，第十九师师长胡宗铎在武汉坐镇，上一次就听何键说过这种事，但据他说是听部下的传闻，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次可不同了，是他亲自看见的，还抓了一批运武器的。

胡宗铎一看，马上就慌了，决定来个不请示的先下手为强，这样驱逐鲁涤平的“鲁案”或者叫“湘案”，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6）

说到何键，这个人在制造“马日事变”的时候是多么的踌铸满志，那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唐生智在给他撑腰，所以为了给那些“打土豪、分田地”打到自己头上的泥腿子们一点颜色看看，他当时就毫无顾忌地策划了捣毁机关、屠杀工农的“马日事变”。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何键的靠山一个个都倒了，剩下的就只是几个同僚，却还被桂系打败后进行了收编，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耻辱，所以使一向心高气傲的他，在有一段时间里简直抬不起头来。

为了要在湖南呆下去而不被白崇禧带到前线，何键真是煞费苦心。那时，他只得硬着头皮去抱程潜的大腿，因为程潜是南京特别委员会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看在他也是湖南人的情分上，再加上他本人也乖巧，所以就把他强行地留了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在去年五月，李宗仁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程潜给扣押了。接着，程潜的第六军又被鲁涤平排挤由胡文斗带走了，这何键顿时就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于是，一个不得不重新寻找“靠山”的想法，也就在他的头脑中应运而生了。

在长沙的鲁涤平，那是有靠山的，他就是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而他何键靠谁呢？靠蒋介石？他们并不熟识，也没有人引见，何况远水也解不了近渴。看来要想在长沙立住脚，就只有靠眼前这个“统治压迫”他的桂系的力量了。再说，如果不投靠他们，说不定哪一天，他就是程潜第二。

所以，尽管他靠的程潜被桂系给扣押了，他不仅不能去为他的“恩师”报仇雪恨，而且还得低着头弯下腰向这些“霸主”请安问好。这是权宜之计，没办法，不然就自身难保了。

就这样，何键通过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第十二军军长叶琪，攀上了在武汉坐镇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的关系，并和下面的几个军长夏威、胡宗铎、陶钧等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7）

去年十二月五日，何键以报告“清乡督办公署结束、军队缩编及湘赣‘会剿’等事项”为由，前往汉口去向李宗仁汇报，同时还带了一个军事参观团一同前往，以示向桂系军队的管理操练学习致敬，而实际却是为了加强他们之间的感情联络。

在武汉，何键还与夏威、胡宗铎、陶钧等几个军长频频相会，促膝交谈。两周后，还被胡宗铎带着去北平谒见了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在北平，他们三人还一起去西山游览，在八达岭长城上，他们谈到了“两湖”问题。

何键向白崇禧透露：“根据下面的人报告，我们的蒋总司令在秘密运送枪支弹药到长沙，但是我没有得到这些武器，这说明他是全部交给了鲁涤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胡宗铎说：“可能是对你不信任吧，蒋如果是对武汉用兵，还用得着绕那么大的弯子吗？”

白崇禧却说：“别小看了这个姓蒋的，在关键时候，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当着何键的面，胡宗铎对白崇禧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武汉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怎么个先发制人？此事不能轻举妄动！”白崇禧沉思良久，然后说，“要先发制人，那就得找个充足的理由，不能师出无名。再说，我们一旦与蒋开战，只能舍弃武汉而集中兵力于湖南，这里背靠两广，然后从湘入赣，再从浙江进攻上海，先夺取他的钱袋子，让他的几十万军队没吃没喝的，就会不战自溃。所以我们必须控制湖南。”

何键听了这番话后，心里不寒而栗。原来这“小诸葛”还有这么一手，看来他们接纳他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棋子，同时也说明他们对他在湖南的镇守又显得是多么的重要。

此时，何键才明白，原来这新桂系的野心却不小，居然敢“天狗吃月亮”，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的老师程潜被扣押，肯定是不听他们的。

在北平的西山，何键已知道了新桂系的秘密，也就算是正式上了他们的贼船，还领受了湖南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立即报告给他们的具体任务。

回到武汉后，为了把控湖南，胡宗铎还对何键说，只要他愿意“扳倒”鲁涤平，以后就让他全部负责湖南的事。

据何键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胡燮槐的回忆，何键为此向胡宗铎表示：“责任他愿意负，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那怎么办呢？”

胡宗铎听他这样说，马上向他表示：“鲁咏安那边的事，由我与煦苍、翠微来共同对付，芸樵兄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内部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他说的咏安、煦苍、翠微这三个人，就是鲁涤平、夏威、叶琪。这是他们名之外的“字”号。

之后，何键返回湖南，于元旦那天去萍乡就任了湘赣两省“会剿”代总指挥，集中精力“围剿”红军，摆出一副尽职尽责的样子，一点也不过问湖南这边的政事，以麻痹鲁涤平对他的怀疑，而暗中却在做“倒鲁”的准备。

二月十三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在岳阳密谋，决定从夏威那里秘密调来两个刚刚整编好的旅向长沙开进，名为加强防务，实则是准备与何键里应外合，把鲁涤平赶走。

（8）

此时，蒋介石的收买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找来宋子文，要他继续启动刘兴去收买在白崇禧那里的唐生智部下廖磊、叶琪和李品仙，同时还派人去武汉密见胡宗铎，许诺只要他脱离桂系，就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一职让他来担任 ，却遭到了胡宗铎的拒绝。

之后，蒋介石还不甘心，心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又派人去许诺，只要胡宗铎保持中立， 可以让他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但胡宗铎依然不搭理他。

胡宗铎不上这个套，蒋介石又在想别的办法。这时杨永泰给他出主意，去找俞作柏，通过他去收买夏威手下的两个师长，当然如果“编遣”下来，他们应该是两个旅长，一个叫李明瑞，一个叫杨腾辉。

俞作柏是何许人？此人出生于广西北流县，在广西的社会影响中仅次于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是属于那个第四号的角色。他本是黄绍竑手下的一员大干将，在新桂系平定广西的历次战役中，他几乎都经历过，还晋升到了团长。后来，李、黄二人经过谈判实行合兵，他也就随黄绍竑一起加入到了李宗仁的队伍。

在大革命时期，俞作柏已当上了广西省政府的农工厅厅长，并兼任了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的校长。在此期间，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与共产党人相配合。在北伐开始时，与表弟李明瑞还有自己的弟弟俞作豫都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与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后来李宗仁、黄绍竑都参与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把他这个“亲共”分子给开除了党籍，让他在广西呆不下去，只好到香港去避居。

为了争取俞作柏去收买李明瑞和杨腾辉，蒋介石与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又进行密商，最后决定还是由杨永泰亲自跑一趟，毕竟他对广西的人和事都很熟悉。于是，杨永泰就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去香港会见俞作柏。

在香港逗留了几天，杨永泰才终于在一家公寓里找到了俞作柏。原来此人个子不高，细眉大眼，说话慢声细语，但眼神却透着光。

两人见面后，杨永泰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俩都是不安分的人，脚下的路是很多的，而你却偏要呆在这个公寓里享清福，这是为什么呢？”

俞作柏一见杨永泰，就知道此人是属于那种八面玲珑的多面孔角色，论年龄，他比自己大九岁，所以也就不好讥讽他，只是想尽快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只好问道：“老兄别来无恙，找我可能是火上房了吧？”

“被老弟猜对了一半，我是来给你贺喜的！”杨永泰笑着说。

“何来之喜？难道天上会掉馅饼？”

这时，杨永泰才拿出蒋介石的亲笔信来。

俞作柏一看，信中承诺，如果他能“扳倒”李宗仁和白崇禧，国民党中央将委任他为广西省政府主席，省府委员由他自行决定。

这可是一个具有很大诱惑力的“交换条件”，让一直处于逆境中的俞作伯终于觉得可以舒展一下了。但是，他一向是反感蒋介石的，所以凭什么相信他的话呢？再说，李、白二人那么大的势力，怎么去扳倒？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所以，他犹豫起来。

作为“人精”的杨永泰已看出了俞作柏此时的心思，就说了这么一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我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在人家碗里拔饭吃，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还是先入为主，抓着一块地盘再说吧！”

经杨永泰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使已几乎绝望的俞作柏觉得自己又有了“翻梢”的机会，所以就欣然同意了。

这样，收买夏威手下的李明瑞、杨腾辉的事，就算搞定了。为此，杨永泰许诺，将给俞作柏六十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在香港，杨永泰又去见了另一个人。他就是东渡日本后回国的唐生智。去年十月，当蒋介石正在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之时，唐生智却悄悄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不久又从上海去了青岛。

刘兴在去天津的路上，是亲自到青岛去见过唐生智的，而且还把一封唐生智写的亲笔信拿去给廖磊、叶琪、李品仙他们看。

今天，蒋介石也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智，许诺只要他同意拉起旧部，中央将任命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此时，杨永泰也许诺要给唐生智一百五十万元的活动经费，让他去天津“安抚”自己的部下。唐生智一听，觉得风水轮流转，终于又轮到他了，于是马上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安排。

就这样，蒋介石通过杨永泰，把俞作柏和唐生智以六十万元和一百五十万元的代价收买了过来，这就好像在新桂系的大厦下挖了一个很大很空的洞，只有一摇摆，必倾塌无疑！

（9）

二月十八日，当各编遣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军队的编遣时，李宗仁在干嘛呢？他是军事参议院院长，还兼任着编遣委员会的委员，在南京忙着呢。关于“倒鲁”的事，他是同意的，但具体在哪一天，却还没有定。

这可以从他后来的回忆中看到。他说：“何键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

所以，当何键报告从江西那边运来大量枪支弹药而被鲁涤平“独吞”了时，驻守在武汉的桂系骨干胡宗铎却慌了手脚，在仓促之下，决定先发制人，赶走鲁涤平控制住湖南再说。

二月十九日，胡宗铎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特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一职，由何键继任。

当晚，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二十日早晨，何键得知桂军李明瑞、杨腾辉两旅突袭长沙的消息后，为避开他有重大嫌疑，他装着十分关心的样子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该不会有什么异动吧，请给予重视！”

其实，从夏威那里调来的两个旅早就在长沙附近，他们的旅长就是蒋介石要收买的李明瑞和杨腾辉。何键这么说，是用的障眼法，为的是欲盖弥彰。

二十一日，李明瑞、杨腾辉率领两个旅已抵达桥头驿，这就算是兵临城下了。

鲁涤平一看，知道硬顶已经没用了，于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当晚，在他的私宅里，鲁涤平还召集了一些人开会，决定辞去省主席一职，请何键暂为代理。然后，带着所部，逃往萍乡，再奔南昌。

为了在鲁涤平面前表现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在他率部撤离长沙时，何键还公开出面进行掩护。

为了把这场戏演得很实在，双方还打了起来。

（10）

“湘案”的发生，让国民党内一片哗然。首先是蒋介石，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他马上以最高当局的身份发表对此事件的立场与态度，强烈谴责桂系军队“驱鲁”的卑劣行为，说他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不得以分会决议任免特定区域内之人员”和“无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部队”的规定，另外还擅自撤换中央任命的大员，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其实，蒋介石心里是有数的。这个“湘案”的发生，正是他和杨永泰在设计“天网”的过程中，早就预料到的。现在，他看到桂系已“先发制人”，而且还敢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现在用兵来征讨他们，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是蒋介石对搞垮桂系，是有一整套计划的，马上出兵，未免仓促，而且胜算也不大，或者说，在各个环节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前，贸然出兵那是要失败的。再说，这么大的事，中央不经过一个“了解定性”的过程，好像也说不过去。

于是，蒋介石就指派吴稚晖去请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一起去“调停”。表面上看，好像是对桂系有“调节缓和”的意思，而实际上却是在争取时间积极备战。

“倒鲁”事件发生后，李宗仁还不知道，是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在事发后的第二天才告诉给他的。

当李宗仁获悉此消息后，自知理亏，马上以“眼疾”为名，溜出南京，逃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家叫“宏恩”的医院住起院来。

“湘案”发生后，刚从广州到上海的李济深马上通电全国，谴责胡宗铎、陶钧、夏威的“不法越轨”行为，并给李宗仁建议，要他因管束部下不严，自请处分。

李济深本来是打算到南京去协商“编遣”事宜的，但到上海时，正遇“湘案”发生，他考虑到自己再去南京可能有危险，于是就搬到法租界“融圃”同李宗仁住在一起，以便会商善后如何处理此事。

此时，蔡元培、吴稚晖已到了上海，专门拜访了他们。蔡元培问李宗仁：“德邻老弟，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事前你知道吗？”

蔡元培已六十一岁，比李宗仁大二十三岁，他这么叫，也算是够尊重李宗仁的了。

“二位前辈居然屈居尊驾来此过问，我可以坦诚相告，我一直在南京，真还不知道！”李宗仁坦然地说。

“既然不知道，那就写个材料证明一下。这件事太大了，居然敢以你的名义发号施令，如果都去效仿，那还了得！”吴稚晖不冷不热地说。他比蔡元培还大三岁，属于蒋介石的铁杆后盾，对桂系这种做法是极为反感的。

“既然二老都来说和，德邻究竟是何意见？”李济深在旁配合道。

李宗仁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我引咎自劾，以明责任。”

蔡元培听了后，马上说：“既然这样，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也好回去复命。”

“任潮老弟，你也和我们一同回南京吧，看来这件事你还得帮助圆场！”吴稚晖对李济深说。

李宗仁对李济深此时去南京不太放心，他怕蒋介石把李济深作为“同案”抓起来，所以他马上说：“这里没有李任潮什么事，他还是不去的好！”

吴稚晖也听出李宗仁是对蒋介石不放心，于是马上拍着胸脯说：“任潮老弟的安全我负责，我以人格担保，他去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差错的，相反的，还能帮你洗清冤屈！”

李宗仁听后，这才同意李济深跟他们一起去南京复命。

然后，他特意发了一封电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请求处分。

（11）

却说那个表面做“好事”的何键，帮着胡宗铎他们赶走了鲁涤平，却又在鲁涤平大难临头时去帮着他逃离，致使鲁涤平对他顿生好感，于是在临走时，把省主席一职让他来代理。但为了避嫌，何键不敢应承。

事变的当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湖南省的省府会议在长沙进行，省府委员们都推举何键代理省主席一职，并发电报请他赶快返回省城。

二十二日，何键复电，以“剿匪任务，尚未终结，实难分身”为由婉拒。

接下来，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专门来长沙，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命令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并督促他宣誓就职。但圆滑的何键却不来长沙，而是在长沙附近躲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一接受这个“主席”一职，就不打自招，他是参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的。怎么办呢？他只有等待，看南京方面是什么态度。

桂系的“倒鲁”让蒋介石在任命谁是湖南省主席的问题上，也遇到了难题。本来他是想把何键推举为省主席的，但恰恰桂系又任命了他，这就不好办了。桂系是“非法”任命，如果他再任命，岂不是承认了桂系的“非法”为合法了吗？

根据法理，谴责桂系违背中央决议，无疑就等于说不承认对何键的任命。如果中央又任命何键，这岂不是在打自己的嘴巴？

但是想来想去，蒋介石还是觉得只有何键才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他是唐生智的旧部。唐生智的部下在白崇禧那里还有三个，他都在“安抚”，多一个何键不就更具有杀伤力吗？

再说，为了求得湖南的稳定，他需要笼络住这个何键，不让新桂系的势力再侵入，还必须选一个非桂系的人在那里支撑。

怎么办呢？遇到这个“两难”的问题，他只有去找高参杨永泰。

杨永泰的一番话，让蒋介石幡然醒悟。他说：“如果不把何键拉到中央这边来，他就会跑到桂系那边去，而且是死心塌地，这个就使你多了一个劲敌，以后控制湖南可就难了，所以即使这个任命有点像在打自己的脸，还非打不可！”

经杨永泰这么一点拨，蒋介石终于转忧为喜。这样，为了分化何键与桂系的关系，再鉴于何键并没有贸然接受桂系的任命，因此在二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蒋介石马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

他想通过“暂行代理”这几个字来解决南京中央的面子问题，也考虑到了湖南的现实问题，就算是给何键一个机会，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复杂的局势给稳住。稳不住就滚蛋，稳住了，就可以取消“暂行代理”四个字。

何键在接到中央的电令后，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很庆幸自己没有轻易去就职，这倒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因为前有狼后有虎，都是他惹不起的角色。现在既然他们两方面的意见都一致，那就没后顾之忧了。

在南京中央任命的那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七日，何键欣然地回到了长沙。然后在三月二日这天，他正式宣誓暂行代理省主席一职。此举既是接受武汉方面的委任，又是遵照南京方面的命令，真是“两面讨好两面风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的报告，作出决议说，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一案，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对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予以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对李宗仁没有处分，可能是因为他“不知情”的缘故。更其重要的，是给他留了面子，以后好有个回旋的余地。

事情到此，“湘案”似已完全解决，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因为复杂的事还在后面呢。

鉴于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也是在十三日这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电令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北平各政治分会于本日停止办公，结束裁减，并电告各省、市政府查照。

这也就完全承诺了各地方政治分会只保留到“三大”召开前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