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送人
大姐在九岁那年开学了。母亲在她开学前缝了一个花布小书包，大姐开心地晚上抱着书包睡觉。把二姐垂涎的忍不住一遍一遍向母亲讨要花布小书包。
“妈，我也要这样的书包。”七岁的二姐个子已经到母亲的腰上。
“你还没到读书的年龄，到时我给你再缝。”母亲看着她说。
“再过多少时间，我就能开学了。”二姐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母亲。
“快了，快了，乖。”母亲应付着她。
大姐开学的那天，二姐拉着我的手，我们站在老墙边，目送着大姐一跳一跳地走向离家不远的学堂。风追着大姐的花衣服，大姐看起来像一只花蝴蝶。
瘦小的大姐个子比二姐矮一个头。父亲时常说生大姐那年日子太苦了，苦的每天只吃两餐饭，其中一餐是薄粥。
母亲经常去外公家蹭一餐，而外公与外婆也时常把省下来的一点点肉，送来给怀孕的母亲吃。但尽管这样，母亲依然时常饿着。生下大姐时，大姐小的像一只小猫。
父亲的眼里总是对大姐露出疼惜。个子瘦小的大姐，小小年纪已经是父母的小帮手。在家里帮着父母做这做那，眼神透露着机灵。总象个小大人一样，训斥调皮的二姐，却又用心顾着两个妹妹。
“许如颜，你又偷吃妹妹的宝塔糖，这是爸爸给妹妹的。”大姐指着二姐，严厉地板着小脸。
“我吃了又怎样，她那么小，不需要打蛔虫。”二姐满不在乎地冲大姐做着鬼脸。
二姐的性格像个男孩子，长得也高。喜欢玩男孩子的游戏，打弹子，扇香烟壳。还吵着让父亲给她做了一个弹工，天天拿着弹工在乡野里和小伙伴一起打小鸟，并时常吓唬我。
“我等下告诉爸爸。”大姐白了她一眼，过来拉我和她一起。
三岁的我，仰着小脸看着她们不停地说着，不懂她们的意思。直到大姐来拉我，便牵着大姐的手乖乖地跟着她。
每年春天，父亲便会给姐姐们打蛔虫。那种打蛔虫的药像一个小宝塔一样，有一个尖尖的角，颜色呈黄色的。甜甜地像糖一样好吃，我们都称为宝塔糖。
那一年，父亲给我第一颗让大姐喂我。却被调皮的二姐抢去了。
春去秋来，转眼又到了一年寒冬。
雪不停地下着，父亲望着窗外厚厚的大雪，叹息着。眼看着就要过年，家里储存的粮食不知能不能过得了这个冬天。
父亲总是围着猪圈转悠，欣慰地看着肥猪每天在长。等腊月杀了猪后，一大半卖掉，给大女儿做一套新衣服，二女儿可以穿大女儿半旧的衣服，把二女儿的衣服改小让小女儿穿。余下的钱需要过年，还有大女儿明年的学费。父亲在心里不断地盘算着。
“文颜，下午雪停了，你带着如颜去油菜地里再打些青菜，猪食不多了。”母亲对大姐说。
“哦。”大姐乖巧地应着。
母亲坐在炉灶边，开始帮我们三姐妹纳鞋底。并和父亲聊着今年的农作，和明年开春时的早耕。
“孩子们都慢慢长大了，按今年的口粮，怕是明年不够吃啊。”父亲忧愁地看着窗外。
“那怎么办呢？”母亲停下了纳鞋底的手。
“前两天后面的阿康在问我......”母亲欲言又止。
“他问你什么事？”父亲说。
“阿康在问我，附近有没有孩子要送出的，他姐姐不会生育，姐夫是铁路里的。条件很好。”母亲看着父亲的脸说。
“阿康问我们有没有意思，送一个女儿给他姐姐。”母亲接着又说了一句。
父亲沉默着。母亲把眼光移向坐在奶奶膝上的我。
没过几天，家里来了一些陌生人，其中有一个穿着绿色的军衣。他们不停地看着我，绿色军衣的人还抱起了我。给我许多我没吃过，也没见过的花花绿绿的糖。
阿康大声地说着一些话，并不时来抚摸我的头。说这孩子长的胖乎乎的，又乖。
我看见他们和父母不停地说着，并不时地点着头。父亲脸上始终露着微笑，应和着。谁也看不透父亲在想什么。
夜晚，父亲一直抱着我。并去供销社用粮票换了一小块猪肉炖着，给我一个人吃。把二姐馋的不停地问父母为啥不给她吃。
我出奇地听话。晚上摸着母亲的脸很快进入了梦乡。
父亲在之后的几天里始终抱着我，逗我玩。屋外的雪簌簌地下着，屋内却时常响起我咯咯地笑声。
大姐和二姐也显的比往常亲热，二姐不时地用力亲着我，口水沾了我一脸。我听到大姐和父亲说着不让妹妹走。
父亲不时地和母亲商量着。奶奶沉默地看着他们不说。却也喜欢把我抱在她膝上。坐在炉灶边。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奶奶已经不再骂我了。
过了几天，穿军衣的人又来了。又带了一包花花绿绿的糖给我。父亲客气地给他们倒茶，并和他们聊着什么，最后，穿军衣的人脸上露着有点尴尬的笑起身了，临走，还不时地对我看了又看。
父亲等他们走后，一把抱起站在炉灶边的我说：“我们不送人，吃糠咽菜我也不送女儿。”父亲说着又用下巴顶着我的胸口，引得我又咯咯地笑着。
奶奶仿佛也噓了一口气，眼里露出欣慰的神色。
母亲低头不停地纳着鞋底，身边已经纳好了两双，整齐地放在小竹椅上。
大姐和二姐开心地蹦跳着，不停地问父亲，妹妹以后不会送人了吧。
转眼腊月到了。家里来了一个裁缝，这个裁缝长得特别漂亮，母亲说她是我们村里长的最美的。
漂亮的裁缝在我们家呆了一天，还和我们一起吃了中饭。等她回去时，家里做了大姐的新衣服，以及我和二姐让她改过的旧衣服。
父亲开始准备杀年猪了，天还未亮便和母亲早早地起来烧水，用绳子系好长凳。并在木盆里放了许多盐，以便等下方便于猪血凝固。
天大亮后，杀猪师傅便背着各种杀猪用的器具来家里了。大人们便在外忙着杀猪。我躲在奶奶的怀里，听着猪凄厉的尖叫声簌簌发抖。
一直到猪叫声停止，奶奶便拉着我的小手，看师傅们已经一块一块地将肥猪大卸八块。放在竹扁里晾着。母亲已经在厨房忙开了，不停地烧着热水。等待着煮猪肉。
临近中午，师傅们背着器具离开了。父亲送给他们一人一大块猪肉，以作酬谢。大姐和妈妈开始清理着门前的污垢。二姐和邻居小伙伴雪仗打的欢，无意中一团雪打在我的脸上，我立即哭着奔向奶奶。
不久后，饭桌上出现了难得吃到的猪肉宴。有红烧扣肉，清蒸瘦肉，还有干菜煮肉等等。我们一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满嘴流油。奶奶依然满满地一酒盅烧酒，和父亲俩对饮着。
除夕的那天，父亲在吃好晚饭时，给了大姐和二姐一人一毛钱的压岁钱，二姐拽着薄薄的一毛钱，开心地蹦跳着。
母亲把正月初一要穿的新衣服，放在她们姐俩的床头边。并炒了一锅的大豆。姐俩和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玩着弹豆的游戏。并不时地指责对方赖皮。
“许如颜，你刚手指碰到豆了，不算。”大姐大声地说着二姐。
“没有，是你看错了，谁赖皮了。”二姐强词夺理。
“爸爸，她总是赖皮，我不玩了。”大姐委屈地对着父亲说。
于是父亲便将只好自己的一堆大豆，分别抓给大姐多一点，二姐少一点。以便息事宁人。
我不停地跟着母亲的身影转着，一到夜晚，我总是喜欢跟在母亲身边。
正月初一的那天，我们在清早会先去拜外公外婆后，父母便会带着我们去舅舅家。留下奶奶在家看门。
母亲用红头绳帮我扎起两根小辫。我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一手一个拉着穿着新衣服的姐姐。
“姐姐，我们来比赛跑步好不好。”二姐看着母亲另一边的大姐说。
“好的，你跑不过我。”大姐说。
“那我们试试。”二姐不甘示弱。
于是，姐俩撒腿便开始跑在山路边，母亲使劲在她们身后喊着小心摔倒，别把衣服摔破了。
山路上回荡着姐姐们的笑声，我伏在爸爸身上手舞足蹈地羡慕着姐姐。
舅舅家离我们大概三十多公里，我们翻山越岭地走着。到他们家已经快近晌午了。
两位表哥和大姐二姐差不多年龄，早已地等在门口不时张望着，看到我远远地走来，便跑着迎了上来。
我们一家在舅舅家吃好中饭，在下午两点左右便回家了。沿途，父亲总会讲一些恐怖的故事，让大姐二姐加快脚步。而我，则是伏在父亲的背上，一路睡到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