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我的挚友孙博造访义乌，我亲自去义乌站接他。接到他后，我们寒暄了几句，便直奔负一层的网约车上客区，准备叫辆滴滴，去商贸城附近的餐馆给他接风洗尘。车很快到，我们并肩坐在后排，还没出上客区，我就忍不住和司机攀谈起来——这是我在义乌做田野调查这段日子养成的新习惯。
“大哥，看您这车内饰还挺新的，开滴滴没多久吧？”我随口问道。
司机一愣，道答：“啊？不是啊，开好几年了。之前那车报废了，换了个新车。”
我心中犯嘀咕——他的资料页明明显示“滴滴天数”才一百来天。不过，我和司机的对话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聊开了。
聊了几句，司机话锋一转：“你刚才上车，我从后视镜一看，还以为是个老外。”我和孙博听完对视一眼，顿时大笑。我摸了摸自己的络腮胡，故作严肃道：“您是看我这胡子像外国人吧？”司机侧过头瞥了我一眼，边用右手在自己下巴比划了一下，笑道：“是啊，这种胡子，国人少见。”孙博马上接话：“这么说，刚才我俩上车，您以为他是老外，我是翻译，是吧？”司机乐呵呵地点头：“没错，老外带个翻译来看市场，谈生意，这在义乌很常见啊！”听完这话，我俩笑得前仰后合，但令我俩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只是我今天被错认成“老外”的开始而已。
下午，我带孙博在国际商贸城一区逛了好几个小时，他对饰品兴趣不大，于是我们换到二区继续闲逛。没逛多久，我远远地看到一家门脸别致的伞店，遂问他要不要过去看看。他点头同意，我俩便走了过去。刚进门，穿着讲究的老板娘看到我们，热情地用英语打招呼：“Hey. How are you?”
孙博有些意外地愣了一下，而我则淡定地用中文回应。老板娘听后立刻切换成中文，孙博见状也自然地聊了起来。离开伞店后，孙博若有所思地说：“在国内被国人用英文打招呼，还真不多见。义乌还真是特别。”我笑着回应：“这就是义乌的特色嘛。”
逛完商贸城，我俩过天桥到马路对面的滴滴上客点准备去秦塘站。等了足足十多分钟，终于等来了让我俩望眼欲穿的滴滴。我俩上车坐定后，我照例再次开启了和司机的对话模式：“您开滴滴没多久吧？”
女司机听完愣了愣，忽然震惊地回头看着我，说：“哎哟，你这么牛逼啊！”她这话听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到莫名其妙，心想我不过是搭个话，问你开滴滴多久了，怎么就“牛逼”了？还没回过神，我只好茫然地回了声“啊？啊？”孙博在旁也有些不解。
女司机笑着重复道：“我说，你这么牛逼啊！中文说得这么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把我当成了外国人。于是，我追问道：“您把我当成老外了？”
她哈哈大笑：“可不是嘛！你刚才上车，我朝后看了一眼，以为是个老外。结果你张口一说话，把我给吓了一跳，心想这老外中文这么牛逼！”我和孙博顿时笑成一团。孙博指指我，笑着问她：“那您只把他当老外，没觉得我也是吗？”女司机爽快地回答：“是啊，你不像，他这胡子一留，分明就是个老外。”孙博感叹：“好家伙，又被当成翻译了。”女司机笑得更开怀了：“这种组合在义乌可常见啊！”我们一路上聊得热火朝天，从她开滴滴的经历聊到以前经历的事故。下车后，孙博突然想通了什么似的对我说：“王哥，我想起来了！下午那家伞店老板娘一上来就用英文打招呼，估计也是把你当老外了。”我眨眨眼睛，嘴角浮起得意的笑：“没错，十有八九就是这么回事！”
这一天，因为这络腮胡，我接连三次被错认成外国人，密度之高，实属罕见。不过，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自从在国外待久了，我常常在国内的各种场合被误认为“老外”。
去年寒假回国，春节期间我去城郊的祖父母家拜年。祖父母以前住在村里，前些年村子拆迁后，政府另建了几栋高层楼房安置祖父母的村庄和周边几个村庄的村民。随着大量年轻人进城打工，村子里大多只剩下老年人，所以祖父母住的回迁小区里以老年人居多。那天午后，我陪奶奶乘电梯回五楼的家。电梯门刚关上，又挤进几个老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佝偻着背站在我和奶奶旁边。电梯缓缓上行，她不经意抬头望了望我，接着看向奶奶，声音颤抖地说：“这是你孙子？你孙子是外国人吧？”
奶奶笑了笑：“哪里是外国人，不过是在国外待得久了。”
老太太点点头：“我就讲嘛，一看就不像中国人。”奶奶调侃似地看了我一眼，语气里透出一丝埋怨：“你瞧你，在外面待久了，都不像咱中国人了。”我无奈地笑笑，只好默默承认这“老外”气质或许真是待出来的。
今年一月底，从伦敦转机深圳回合肥，漫长的中转空档里，我约了在深圳工作的大学好友阿卢哥见面，吃了顿心心念念的隆江猪脚饭。饭后，阿卢哥又打车带我去宝安大仟里购物中心的鲜芋仙吃甜品。出了大仟里，我俩在街边遇到一位阿姨在卖刚出锅的糖炒栗子，香气扑鼻。阿卢哥看着我，笑着拉我过去：“趁热吃点栗子！”
阿姨边往纸袋里装栗子，边打量着我，忽然笑着说：“老板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我顿感诧异，忍不住笑问：“您怎么看出来的？”阿姨随手递过栗子，笑眯眯地说：“气质啊，一看就是啊！”阿卢哥扫码付钱，回头调侃我道：“你这气质真与我们苦逼打工人不同。”
三周后，我再度从深圳转机回伦敦。在深圳机场过海关时，一幕熟悉的场景再次发生。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时，海关工作人员用中文招呼我前面的姑娘去柜台。然而轮到我时，她看了我一眼，竟沉默了一瞬，随即皱眉，迟疑片刻后用英文对我说：“Sir, move forward.”愣了片刻，我暗自思忖：刚刚不还是中文吗？虽觉有些突兀，我依然照她的指示往前移。没走几步，身后隐约传来她对其他旅客的吆喝：“往前走，往前走！”我这才恍然，原来是把我当成了外国人，所以迟疑了一秒，然后决定用英语与我交流。可我转念一想，我分明是在中国公民通道排的队啊。尽管我理解其中误会，仍不免感叹，这大概是因为我的胡子，又一次为我加上了“老外”的身份标签。
然而，这种身份的错认并非仅发生在国内。英国是我常驻之地，我在这里也常被误认。通常，人们会认定我是来自日本，偶尔当我西装革履，胡须修整有致之时，又会被当成韩国人。即使是华人同胞，初次见面时也常犹疑不决，直到确认我的身份后才敢放心用中文交流，往往还要补上一句：“我还以为你是哪国人呢！”这样的误认似乎成了常态，习惯到让我在英国的生活也染上了几分“漂泊感”。其他国家的人错认我的身份就更司空见惯了。例如今年七月，我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柜台的印度裔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护照瞧了几眼，惊讶地说：“原来你是中国人啊！”我不由得好奇问道：“那你之前觉得我是哪个国家的？”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日本人。”我无奈地摇头：“我总被认成日本人。”他一边打印机票，一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时而出乎意料、时而心照不宣的误认，仿佛提醒我，身份并非如一纸护照般简单清晰。无论在何地，人们似乎总会在见到我的第一眼后产生疑问：“这真是个中国人吗？”起初，这类误认带给我些许调侃之乐，甚至成了与人闲谈时的趣闻。然而时间久了，在他人目光下被一再赋予“异邦”身份的我，渐渐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生出些微疑惑。无论在何处，我仿佛始终与某种理所应当的归属感若即若离。
正是在这种错位中，萨特的那句“他人即地狱”开始在我心中回响。他人不仅是个体自由的枷锁，也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一面镜子。每当我被同胞视为“异邦人”，又被外国人误认为日本人或韩国人时，我仿佛被他人一次次地重新定义。这些错认逐渐成了一种提醒，暗示我似乎缺失了那种外界默认的共性，与群体的契合显得疏离。萨特认为，人无法逃避他人的目光，这目光会将我们界定在某种身份中，而我们无论多么渴望独立，终究会因他人的评价而对自身产生怀疑。这种被误认的经历在一次次累积后，令我不禁去思考：我是谁？我该如何选择我的归属？这难道不应由我自己来定义吗？
对于萨特而言，归属感并非是一种固有的、被动接受的标签，而是一种积极选择的存在。当他人用异样眼光错认我的身份时，这些误认在某种意义上倒成了自我选择的提醒。萨特提到过，存在先于本质，归属并非宿命般地与生俱来，而是由我们的选择不断塑造。因此，我逐渐意识到，面对“非典型中国人”的外貌，我不必去迎合他人的认知，也不必被误认所扰。真正的归属感，也许并非要从他人的认同和定义中找寻，而是一种通过自我选择所建构的内在身份。无论地域或文化，我都可以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去认同、去理解，甚至去拥抱这份独特的身份。
错认的经历也不禁让我想到尼采对传统价值的重新评估。在他看来，个人的归属和身份并不一定要依赖群体认同，而是可以在孤独中重新发现自身的独特价值。尼采主张打破传统的社会性价值，通过独自审视来确立自身，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身份。面对不断变动的误认，我逐渐明白，归属并不意味着完全顺从既定的标签，而是一种自我肯定和自由的过程。尼采的重新估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一切社会性标签的超越，它教会我，归属感也可以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对生活的自主选择。
这种误认的体验带给我的不仅是一个有趣的笑谈，也让我体会到一种自我孤独。在一次次的误认中，我逐渐感受到一种“无根性”，这种既不属于此地、也不属于彼岸的游离感反而促使我不断向内在寻找归属的依托。正如尼采所说，唯有在孤独中我们才能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挣脱对社会认同的依赖，去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的存在之地。这种孤独让我逐渐摆脱对外界认可的依赖，从而从容面对他人目光带来的困惑。我不再试图通过他人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而是在孤独中意识到，自我认同即是归属的一部分。这种对自我的信任，意味着我可以在任何环境中自如地面对自己，而不依赖他人的标签和认定。
正如尼采所言，“成为你自己。”正是在一次次误认中，我渐渐明白身份并非外人眼中的模样，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笃定。他人与环境投射的目光，不再决定我对身份的认同，反而激励我在孤独中重新发现了自我。归属也不再依赖地域、国籍或文化身份，而是来源于我对自我的认同和接纳。在这种经历和思考中，我逐渐找到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归属之地，它无关他人视角，而是来自我内心对自己选择和理解的笃定，而且它也仅属于我独立选择的身份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