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蒲松龄《野狗》堪称最骇人的一篇小说?(2)

“于七之乱,杀人如麻。”

如果不是在书里看见这八个字,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它背后埋着一整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也不知道,那篇在《聊斋志异》里篇幅不长、名字甚至有些不起眼的小故事《野狗》,写的不是虚构出来的阴间怪谈,而是一场真实发生过的人间屠杀。

要展开讲《野狗》,绕不过一个人——于七。

按今天的说法,于七是“出生在栖霞市唐家泊镇的一个大富之家”,他家世殷实,自小就不缺读书条件,十四岁起又拜师习武,文武兼修。崇祯二年(1629),他考取武秀才;第二年又中武举,这在当时当地,是实打实的“有出息的孩子”,是被寄望走入体制、光耀门楣的那一种。

于七读书、习武、结交乡里豪杰,更多是一种“少年豪侠”的生活气息。地方方志中对他的评价,大都提到“慷慨好施”“乐于教人”,因此在栖霞、宁海一带,很快围拢了一批仰慕他的人:乡勇、镖客、读书人、地痞,都有。

1644年,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清兵入关。这个年份,在中国史上太醒目,但在胶东人民的生活里,它是借着一件件具象的事传达到的:新旗号、新官制、新军队、新律令,最直观的是新朝统治下的高压征税、强制剃发易服,还有接连传来的诸多屠杀消息。

按史书的记载,当时的清军在很多地区采用了相当残酷的镇压手段,尤其是在农民起义军、反清力量活跃的区域。胶东一带,本来就有李自成旧部残军,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武装势力,当清廷要彻底“收拾残局”时,这片半岛就被摆上了砧板。

于是,各式各样的抗清力量开始躁动起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老牌的李自成农民军余部,以及栖霞地区的于七起义。

顺治五年(1648),历史记录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名字——董樵。董樵是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诗人,生平事迹见诸多种地方文献。他在山东一带流连,诗里多有对明室故国的感叹,对清廷入关的控诉。当他和于七相遇,这本身就像一根火柴搭上了一堆干柴。

董樵帮着于七串联各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矿上淘金工人、海岛渔民、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的下层百姓。他们占据胶东一处名为“锯齿牙山”的险峻山地为据点,扯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所谓“锯齿牙山”,旧志中有记载,是一片山峰棱角分明、崖壁形如锯齿的山地,易守难攻,天然适合作为起义军的窝点。

于七不像普通的被动造反者,他是有读书、有武功的人,这在农民起义军里属于少见。他一面组织自身的武装抗清,一面主动联络昆嵛山区的农民起义军,形成一个区域性的联合力量。地方史料中曾记载,于七部与昆嵛山区起义军合力,先后攻克宁海州、文登县城、栖霞分城等地。那段时间,胶东沿海的清廷统治,确实一度出现了明显的松动与混乱。

这时候,如果有人站在山头往下看,可能真会觉得:历史有机会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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