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娶了个城里媳妇，并且模样不丑，且家里条件也不赖，姥爷是医院的会计，这令村里很多人刮目相看，爸爸也弥补了高考落榜的失落和尴尬。
婚后第二天，新媳妇和老媳妇一样开始排班上岗，每天一大早轮流起来给一家老小做饭。二妈早就蓄谋分家，新媳妇过门正是契机，所以就加速串通几个媳妇向男人发起主动攻击。
大伯没文化，家里孩子又多，分家没什么好处，但是大妈也想分，她想自己尝尝“把钱头”（掌握经济权）的滋味。二妈的劲头最猛，她觉得二伯的工资大家口享用，老二最吃亏。老三媳妇有文化，心里怎么想的自不必说。
妈妈虽是城里姑娘，但适应力很强，新媳妇很快就融入村里的年轻妇女中，白天到队里去干活挣“公分”。那时候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等年底核算，集体有了收益，再按照你的“公分”来分红。妈妈的公分是妇女堆里最高的，手脚麻利还肯出力气。
妈妈心里也想分家。我理解能干的人都不愿意吃大锅饭，就像改革当初的农村包产到户，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潜力，提高收益。
消息传到爷爷奶奶那里，反应最强烈的是爷爷，他觉得分家是天大的事，不仅破了祖辈的规矩，更是丢人现眼，能成为邻里乡亲的一大笑柄。用现在的话说，以后在圈子里是没脸混下去了。
爷爷大病不起。二伯是公认的孝子，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老婆爱咋地咋地，任凭二妈折腾，不顾一切地撕破脸皮。二伯内敛少语，他就是来个无声抵抗，坚决不松口，最后干脆把行李搬到奶奶的大炕上，不回到厢房，和二妈开始了分居。
家里闹得呜呜泱泱，爸爸也像是“拔河”的绳，东拉西拽，夹在中间感觉要被撕成四缕八瓣。
二伯在奶奶的炕上睡了两个月，爷爷病了，奶奶异常劳累，媳妇们也坚持罢工不上岗，二伯和爸爸整天忧心忡忡，整个家失去了往日的秩序。
爷爷在当地是有名的“精细”人，土话的意思就是“精明”，爷爷脑子灵活还肯干，除了干农活，家里还开着豆腐坊。爷爷挑着担子，走街窜巷。当时也时兴“赊账”，爷爷不识字，整个豆腐张都是靠脑子记，一点不差。
媳妇们“逼宫”，爷爷奶奶最终还是屈从。爷爷老泪纵横，最终同意把家分了。一个十六口的大家一下子分了四份。三个儿子三个家，老两口又是一个家。从此孩子们就像出窝的人鸟，各自单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