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紧要关头，在国家需要之时，每个青年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热血的选择。因为，青年是热血的代名词。
青年毛泽东曾立下宏愿：“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民族危机关头，挺身而出，抵御外侮，是军人当之无愧的选择；但是，作为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学生，能义无返顾地选择从军，这才真正叫热血沸腾。
西南联大诗人缪弘写了一首《血的灌溉》：“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在民族兴亡之时，西南联大师生曾有过四次从军潮：1937－1938，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为配合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时期；1943－1944，为配合印缅战场即滇西反攻时期；1944，蒋介石在战时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时。
缪弘参加的是美军战略情报处组建的中美特种部队。1945年7月，在湖南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中牺牲，用自己鲜血回报了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热血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书剑相逢，剑胆琴心；上马杀贼，下马写诗。缪弘不愧为一个真诗人，他的诗无疑是悲壮与浪漫的真实写照。
自有西南联大以来，求学学子共有8000多人，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有14人投笔从戎，这比例足以说明青年就是热血的代名词。上阵杀敌，别无选择！就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一个令人血脉賁张的时代！
曾记否，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还有过八百冷娃跳黄河的惨痛历史。话说七十多年前，中日两支军队，在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拼杀。刺刀见红，连日血战，双方死伤无数，尸遍遍野；数日之后的黄昏，血染残阳，一群衣衫褴褛，仅十六七岁的中国军人，被数倍于己的日军重重包围，他们被逼到了黄河北岸一个悬崖之上，弹尽粮绝，三面绝壁，风声鹤唳，而这八百名“陕西冷娃”，面朝陕西，先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一头扎下山崖，扑向滚滚黄河。
他们本是青春年少的学生，本该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学习；但是，在外敌入侵之时，他们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与凶残的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国之大，竟容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莘莘学子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抗日；而投笔从戎，成了这一时代青年们的潮流。
武汉大学肄业生刘西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任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原教育部部长，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
1934年，风华正茂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在珞珈山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1936年8月，20岁的刘西尧领导了武汉大学响应北平“一二·九”的游行活动，用自己的热情唤醒着国民。
1937年10月2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尚未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刘西尧赶赴红安县七里坪，毅然踏上了从戎之路。后出任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因此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武汉大学一栏填的是“肄业”。
1944年，抗战进行到了关键时期，国民政府号召全体有志青年参军，特别是当时的大学生。其中，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非常积极，居然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入伍参军。当时的最高统帅称赞道：“好一群有志青年。”并情不自禁地发出著名的抗战宣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全国很多学子纷纷报名参军。当时，全国各地有十二万学生参军。他们不计个人私利，挺身而出，这些学生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就被分到当时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在缅甸和日军交战。这些学生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英勇，几乎参加了当时所有的作战，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誓死捍卫国家。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一个国家，无论在何时，都少不了青年的身影；一个民族，无论在何时，都少不了军人血染的风采。作为一个时代青年，在世界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大国角力的当下，响应国家的号召，踊跃参军，无疑是一种最热血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