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忧伤、美丽与文明的变迁

历史总是在变化中，沈从文在对人性探索的道路上，都是伴随在传统文明、现代文明的发展演变大背景下进行的。

历史的变迁意味着人事在变化，文明的变异也辐射到自然淳朴的湘西世界，对于一个有苗族血统的文人，他从历史的天空中提取了多年的沉痛——苗汉文化的冲突所酿成的一代又一代的悲剧。《边城》中,自清雍正年间在这里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近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当年翠翠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同一个茶峒清绿营屯防士兵“结婚不成”，屯防士兵顾及军人荣誉，首先服毒，老船夫女儿待孩子生下后，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也死去了。老船夫也无从理解这悲剧的前因后果。小说中所写的“走‘车路’与走‘马路’、渡船与碾坊，便是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与延续至今的苗族原始婚恋形态对立与冲突的象征”。在沈从文作品中，也有部分表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月下小景》中主人公傩佑和他恋人的自杀殉情，表面上是邪恶的古老风俗，而实质上他们是死于一种文化。“在地域上，是历史上湘楚大地积淀深厚的巫鬼文化，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里形成的独具文化特质的巫鬼文化，使在原始、封闭的自然环境里生长着的湘西儿女们都有一种重死轻生的心理潜在意识，他们把现实世界的欢乐苦楚结束在未知的死亡世界里”。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湘西有着强大的封建宗法关系网，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度、卖淫制等，如《柏子》、《萧萧》、《丈夫》、《贵生》中所展示的一个个底层人民悲惨的命运故事，而伴随着他们的热情、善良和淳朴后面却是他们自身的蒙昧，作者身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激烈交织的都市社会里，回忆起家乡那些无泪的伤痛，实在令人扼腕。

沈从文从家乡的变化中看到了历史的隐忧。其后期所写的长篇小说《长河》尽管已经摆脱了《边城》中的伤感，但《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小说选取了沅水上游水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开篇《人与地》集中展示民国以来20余年间湘西社会变迁的大略情形。时间的长河已从《边城》茶峒流到了吕家坪。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无形中正洗刷着乡村正直朴素的人性美的最后一点残余。与此同时，自外而来的压力正酝酿着湘西新的社会变乱。伴随那位“家边人”（陈渠珍）下野、所部军队调商湘西、邻县正“调兵遣将”（苗族起义军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作出的反应）而来的，是“新生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中央军”的向上调动。一时间，湘西被笼罩在极度惊惶与恐惧之中。小说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仅依旧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而且开始有了染指权力的欲望：“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以及对实现社会平等的渴求：“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生命主体生长出社会变动中把握世界的信心。《长河》敲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五溪会猎的开场锣鼓。沈从文从深处触到那个“苗民问题”，他感到一种彻骨之痛。为了冲淡现实带来的内心伤痛，小说有意作成一种牧歌式的谐趣，涂染变动来临前的乡村宁静，描绘乡村美丽、质朴、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乡下人”面对人生忧患的镇定从容。然而，无论怎样，“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

六、忧美意蕴的哲学、美学剖析

忧美意蕴产生的本质是其悲剧性的存在，是一种悲剧美学的艺术塑造。通过对沈从文先生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体验，我们可以试图从哲学与文艺美学的层面来对这种悲剧命运的表现和解释进行剖析。

首先，这种悲剧是“必然”所导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悲剧是一种“必然”，它具有内在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外在情势使然。环境孕养了一代代人特定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一套固定的生存准则与模式，每一个体都在这种公认的准则与模式中生死，想破坏或超越它都是徒劳和不幸的。《边城》中的翠翠就生活在湘西淳厚民风所营造的“善”的乐土上，这种集体供奉的“善”却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翠翠母亲与屯防军人相恋却不于风俗最终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了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老二老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失去其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表亲情的牺牲品；爷爷的“善”，更增加了翠翠爱情道路的曲折。总之，特定的风俗人情和人文环境给翠翠的命运蒙上了悲剧意味。沈从文小说有几篇是由佛经故事改写而来的，自然，佛教里有对人生转世轮回的感悟，有对迫于现实苦难个体生命的劝谕。《月下小景》便展示了这种人生无奈：族人的习气是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第一个男子只可得其贞洁而不能拥有其爱情。爱情中的“性”与“爱”被割裂开来，夫妻二人生活在固定的契约而非真正的爱情中。卜伽丘曾在《十日谈》中谈及人的七情六欲，说它是人的本性所在，特别肯定人的爱人，男女追求是人性的自然发展，爱情是来自人的天性的自然感情。沈从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种“天性的自然感情”，他们在一起歌唱、并向往永久结合，而现实又逼迫他们就此分离，四面八方没有他们的去处，爱情只能走向死亡。

其次，这种悲剧寓于“偶然”中。悲剧作为一种“必然”而存在，这种“必然”是由一个个的“偶然”组合而成并表现出来。沈从文对“偶然”因素的重视，说明他对生命有真切感悟与理解。这种“偶然”换成通常的文学理论术语，就是以个别和特殊来表现一种共性和必然。《边城》中虽然处处充满了偶然与不凑巧。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而翠翠却对二老情有独钟；出乎老船夫意料，那让翠翠梦中浮起灵魂的歌不是大老而是二老所唱；大老因爱情失意坐船去下游，虽水性极好却被淹死；雨夜里白塔突然倒塌，老船夫静静死去。这些偶然和不关切，增加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剧色彩。但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仿佛在不经意的一瞬，一切不经意的一瞬。以好像早已安排好，同时指向生命的最后一个终点。

第三，悲剧是一种“循环”。在我国民间，有关社会循环生命循环的观念相当深固，并在原始初民的必理经验中初构了有关命运的循环模式。先民也正是基于这种体验构拟出生死轮回、死可复活的神的意象和祀神仪式，表达了人类最初最深潜的生命希冀，即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历史的发展，在每个时期都有许多相似点，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些相似点与某些生命个体相结合的时候，具体的个体就会背上命运的重负。“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宿命中”。沈从文作品中最常见的循环现象就是单个人的循环，人人相因。《萧萧》中萧萧最后没被发卖、没被沉潭，她抱了新生儿，在自己的私生子娶进大龄媳妇的唢呐声中，开始上演又一个生命的悲剧。《石子船》中完全靠出卖体力的船工，为了吃一顿肉，可以盼望几天又怀念几天，如此反复。船一靠岸，几个船工就把树荫下的大青石板作战场。下注骂娘、输光、板本、日复一日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运送的石头不久便成了绅士们晚饭后散步的街道了。千百年来船工的生活不过如此！《一只船》不仅同样描写了水手的不幸命运，而且还写了他们麻木精神的历史因袭。当5个水手听到另一只船当天失事并有了个纤夫死了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小小骚动，过后就作为一种笑谈了。另一种循环表现为平常人一种卑微人生的重复。《老伴》记述了作者3次路过泸溪县城的情况。前两次是作者和补充兵开明一起去的，开明看中了那个绒线辅的女孩子。十七年后作者又来到此地，看到了同十七年前一样的情景，显然，眼前的女孩子正重复着她母亲即当年那个卖棉线女孩子的命运。当了老板的开明已被时间和鸦片毁成了“老人”，他又重复了原来那个女孩子父亲的命运。这种卑微人生的循环和重复无补于社会的变革，只不过是社会轮回中的一个侧影而已！

另外，沈从文重视艺术特性，强调文学本位性和人性论的文学观。他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学美与善的熏陶”，他的湘西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可爱的少女、乡村妓女、青年寡妇等等，更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文学主张。可以说，这是一组“爱”的群像。在这里，没有虚情假意，没有轻佻狡猾，没有市侩的铜臭。只有“真”，只有“爱。”她们是作者理想的体现，情感波动的记录。

综观沈从文小说，我们从其浪漫主义背后读出了一种悲哀——颤栗与哀鸣。我们无法截取文本的某个片段指认其颤栗与哀鸣。“颤栗与哀鸣并非实存，更不凸现。它只是一抹氤氲之气，在文本之上飘飘袅袅。一旦你感应到了这抹飘袅之气，文本的意义立时淡化，原先消隐的创作主体凸突出来。所谓作品，不过是创作主体表现他的俗世关怀的媒介。这种关怀不是以某种具体社会身份的参与，而是一种遥远的、普泛的、上帝式的悲悯。整个人间不过是云笼雾绕灰飞烟灭的生死场，所有的人都不过是作为人性痛苦的载体在这个生死场中作短暂的奔突与挣扎”。

七：结束语

沈从文的其他类型作品，如散文，小说理论也很有成就和地位，甚至在他后半生，对于古文化的研究也卓有成就。湘西小说也只是这位传奇作家的一小部分建树而已，但湘西小说毕竟最能代表他的真性情、真感情，也是他的理想世界所在。

其实我们无处挽留那逝去的文明，其实我们都可以把人性的美放在理想的最深处，面对现代的文明，我们反而越来越迷惘地失去了自己，究竟是谁之过？也许沈从文的清新之笔、沈从文的恬淡之笔、沈从文所诉说的湘西那一个又一个忧伤而美丽的故事可以为生命的真谛作一个诠释的注脚。

沈从文始终保持着对“人类远景的凝眸”，尽管个人对于生命、人性和文明的看法，并不能超越历史，但其小说在历史的长河中终归显示出了时代的潜流。沈从文这样一个“文体作家”，用他那文化小说、诗意小说、抒情小说描述着他深醉的湘西世界，影响了其后不止一代的青年作家，也深深地打动着更多读者的性灵与情感。

[完]

【参考书目】

［1］凌宇，《沈从文·凤凰·南长城》，原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12月17日第4版

［2］李锐，《谁的人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9

［3］沈从文，《抽象的抒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

［4］葛红兵，《直来直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社，2004.5

［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4

［6］杨芳芳，《沈从文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

［7］唐欣等，《中国乡土地理》大湘西专辑，2005.4，总第157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8］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0

［9］罗建普，《文化即人化》，原载《贵州民族学院院报》2004年9月30日第192期

［11］摩罗，《摩罗文集》，内蒙古：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12］羌迪，《艺术与宗教：人性美的证明》，沈从文百年诞辰征文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3

［13］朱寿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9

［1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

［15］竺洪波，《美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网络学院教材，2003.6

［16］张弘，《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网络学院教材，2003.6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