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此节，相较二十节而言，从上古贤王的事迹（展现）延伸到后世的圣贤所著典籍的列举，无论其消失与显现的过程或法则是怎样的，都依旧归结到了最后一句孔子所言的“其义（译文：各国史书褒贬善恶的道义原则/抑恶扬善的大义）”中去了。
说明（写作手法）：与二十节相似，并不提及任何圣贤旧事，也不展开圣贤所著典籍的内容，仅仅只是结合文末孔子所言之语，再次深化（系统）人——禽兽的立场关系（在二十节中，希望人们能够拥有向圣贤学习的机会，了解并熟知选择判断的标准与尺度，与“禽兽”立场划清界限）。
赏析：
按照文中提及的《诗》、《春秋》、《乘》、《梼杌》来说，理应会对此四者的出现做一番识性说明，但孟子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鲁之《春秋》”并没有凸显出这些典籍对此节内容的实际意义，仅仅只用了“一也”二字，便与后文中“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其”字遥相呼应，点出抑恶扬善的大义最终都而被囊括到了孔子的《春秋》中去了。换句话说：各国史书中褒贬善恶的道义原则是对当时君王统治下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也即，各国的史书中都或多或少有抑恶扬善的大义，可从中看出当初引领各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圣贤们以什么为重，治下的百姓所日常考虑、反思的是什么（抑恶扬善，说的简单一些，即做人不做兽）。
赏析2：
文中的四大典籍并没有在文中起到实际效用，但都紧跟于二十节周公之后的年代（西周）。所以，换句话说：二十节与二十一节若从朝代上来看，是连接关系。即，二十节为夏商周（东）；二十一节为周（西）（文中“其事则齐桓、晋文”可证），而二十节举的是圣王之旧事，二十一节举的是后世圣贤所作典籍（于国家、民众）。然则，此节内容亦可用指示法明确：圣王（二十）→所作所为（二十）→后世各国圣贤学习（二十一）→各国圣贤结合自身与国家实情后产出思想（二十一）→创作典籍（二十一）→归正百姓思想、言论、行为（二十一）→使百姓生活在充实而又正确的精神环境中（其义）。
即：因为圣王的先导作用，以及后世圣贤的作为（以典籍的方式，把圣王的所作所为流传到民间，供民众效仿与学习），使得真正的华夏民族后代自出生以来就在血液中烙上了真正人类的印记。
引申：综合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的内容，虽然都把其中的大意与十九节中的“禽兽”相结合，但，实际而言，这是关乎一个真正人类的诞生的事情，不容小觑。人类在由天地、父母创生以来，还得由自己走上人类的道路，这才算在天地中诞生出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包括肉体、精神、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