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关注人，关注人的心性力量，是我最近在学习中国文化之后的思考焦点。
人力资源的学说应该说来自于西方，把人看成资本、资源，所以就有了人力资源、人工成本、人力资本、人才资本等等一系列的概念。
一旦把人资源化，就会将人视作成本，不会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作为最具活力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恰恰是将人，类比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理论基础。主观能动性被忽略，就只剩下了工具属性，将人变为了工具，在机器换人的大背景下，人作用的发挥就会失常，就不会主动改造世界，进而失去人性的独特性。
把人看做成本是经济核算基础上的概念，人作为改造世界的力量可不仅仅是成本概念，在中国文化里，人是天地间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而顺应天道、人性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会产生正能量，否则其破坏的力量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心之力》中描述心性的力量：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
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不可不察。
力量来自于心力，而人恰恰是心之载体，中国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说。所以怎样“劳心”，什么才是“劳心”的道？
最近听到两个观点出现在同一个工作体系里，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写下来看看：
一个观点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还有一个观点是要想公司好必须基层好，要想基层好必须员工好。
成王败寇，是中国的古话。而所以成，所以败背后都有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道，而其中也必然有因缘和合，机缘巧合，任意一个条件不成立，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所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适合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什么样的环境、行动力、思维的？或者说，这句话在什么层次？在身份层次，如果勇夫是一个身份的话。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对战的另一方如果也是人，就有了对手，如果是攻城略地可以有攻守双方，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对手，需要开疆拓土。需要有勇气的开荒者，这也是一种“勇者”，要身先士卒，自己以身作则，躬身入局。
而员工好、基层好、企业好，这是关注了人的层面，要想员工好，这本身就是身份，员工是企业的主人，只有员工想让自己过得更好就要为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企业做贡献，如果不认为自己的企业是符合道的企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求温饱不求更好，就没有行动的动力。自然达不到“好”，让员工好一方面找到员工行动的动力，一方面还要有好的牵引，而金钱的牵引力是不够的，一时可能有用，但长期不够，改变轮流坐庄的现象是改变的第一步，以先进带后进是一种文化和使命感的驱动，要从身份层面进入使命、愿景层面。而有了身份层的认知，然后到思维层、能力层、行动层、环境层就会是一种降维打击。
这样分析下来，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勇者的身份建立在员工好的层面，就是水能载舟。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勇者的层面，就会是“无水载舟”或者“水亦覆舟”的概率会增大。
希望管理者也能懂得这个道理。依照规律和道行事，自然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人力资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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