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的阅读中，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中国作家作品与西方作家作品中的那种神性的幽微细密深隐。这种区别，我一直认为，是和中西方文学源头以及西方人的神学宗教信仰分不开的。
最典型的是，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无数儒生即读书人，在当时社会的科举八股取士中，举终生人力与财力来考取功名，都毫无例外地是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的。这也许正是封建社会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虚度光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最大弊病之一，也正是无数有才华的读书人耗尽一生挤破头皮也挤不进“学而优则仕”的行列讨得统治者功名之一的悲剧最重要的原因，而在无数次“名落孙山”毅然弃绝科举后，却在文学这一领域崭露头角，甚至写出传世之作从而名垂千古永世流传。最典型的代表无外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了，最具讽刺性的小说代表作也只能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这是封建文化的经，与当时统治者的人才选拔，还有科举制度顽固封闭腐朽的本质，给封建无数有才华的文人品性与气质的人才的致命打击。
文学的源头都是来自于现实，是远古原始人类在现实世界的生产生活过程创造的。根源均与现实脱不了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源头，都不难看到现实主义的雏形与身影。从本质上来说，正如如今社会都是讲究现实与功利主义一样，文学的根都是始终离不开物质与现实的暗影。即便是神话，无论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情节，都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人类生活与故事的文学再现。事实上，神话本身的产生就是远古人类面对自然的神秘而求助于主观心灵的心愿即创造。歌谣采集就更不用说了，它们直接来自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最初的一些文学就是最原始的吆喝声、或者是远古人类与自然斗争的现实生活再现。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的文学之根起源于现实生活的实用性，即便经过了心灵主观创造，依旧有较为强烈的“物质性”和“功利性”存在。即便成为了一种艺术，它始终难以脱离现实尘土而跃升进入艺术殿堂。
直到如今，文学艺术家们，依旧难以摆脱。最直接的就是看看他们的作品，从其语言文字极其思想就不难窥见作者扎根于这一发源的深厚与极其顽固的劣根性，也不难深入作者的内在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底色与深厚。
而西方世界的作家或作品，尤其是那些伟大做精的经典作品。也同样不难发现作家身上的一种深厚的神性与宗教情节，这样的特性也无不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他们的语言文字与其背后的深邃厚实的精神世界。之前，在阅读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时，只是暗暗地隐约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强烈的神性与宗教气息的存在，就像晨曦之时在雾霭朦胧的山林那种氤氲的气息围绕在你身边一样。直到在看到美国乔治·斯坦纳的《阅读还有未来吗？》写道：“在西方，经典著作的语言具有形而上的维度，甚至是神学维度，虽然他们不一定出自教徒之手。”我才明白，这种神性与宗教气息，就是斯坦纳说的“形而上的维度”即“神学维度”，它扎根于来自于西方文学《圣经》与《古希腊神话》这两个源头。还有就是那种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与神学的普世价值的价值的盛兴，深深哺育与滋养了一代代西方人，尤其是西方具有伟大而深厚文学精神的艺术家们。所以，阅读西方伟大作家的经典之作的过程，就应在在阅读文字的同时相信上帝。正如斯坦纳所言：“当我们相信符号时，我们应该相信符号有一面朝向上帝。”事实上，西方的各种宗教与神学的大社会环境下，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价值也在“如鱼得水”的黄金浸染与滋养中，无时无处被熏陶与濡染出来了，那那些伟大的作家，它们尤其强大的“社会意向性”即心理理论更促使他们的人类普世价值的形成，从而深植进自己的精神寄养，表现在文字之中。这就是我们阅读伟大作家经典作品中感受无处不在的神性与浓郁的人类终极关怀气息的根本原因。
文化自有个性与气质，正如人类个体一样，它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不同民族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时间的流逝过后，与民族个体尤其是那些伟大的个体艺术家的心灵与精神相结合，就造就了伟大的艺术佳作，这也是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言的民族潜意识或社会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