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在宋仁宗景祐三年，四川省眉山县境内的一座彭老山突然变得荒瘠起来，当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明白，原来这一年一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师、全才诞生了，他就是苏轼。
公元1056年，苏洵带着轼辙两兄弟参加科举考试。苏轼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欧阳修这个主考官。当时的北宋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之风，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而苏轼不受当时文风影响，发表自己的见解。欧阳修读过后又惊又喜，打算把此文章取为第一，但因为当时科举实行糊名制，他觉得这样好的文章除了自己的学生曾巩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了，为了避嫌忍痛割爱取为第二。当拆去糊名才知作者原是苏轼，称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欧阳修多次高度称赞苏轼，使得苏轼一时间名满天下。公元1061年苏轼又参加了制科考试，高中，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的官职，苏轼的政治生涯正式开始。
宋仁宗驾崩后，神宗即位，朝堂政权交替。面对积贫积弱的王朝，血气方刚的神宗决心锐意改革。当时的朝廷官员分为两派，以富弼、司马光等与元老大臣为首的反变法派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虽有大臣反对，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刀阔斧的变法开始了。王安石在理财和整军两方面颁布了许多新法，其中的青苗法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激进做法，苏轼是反对的。神宗皇帝在读过苏轼写的关于反对改革科举法的内容后，神宗召见了他。神宗问他当今政令有那些过失，即使是自己的过错，也不妨坦率指出。多年来苏轼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他没有犹豫，答道：“臣以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禀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近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听完苏轼的回答神宗说自己会仔细想想。这事很快传到了王安石的耳中，他自然很不高兴。
朝堂苏轼是待不下去了，他请求外任，携一家老小前往杭州。在杭州期间，他写了很多诗，将心中所感所想全都写了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湖光山色、天堂般的杭州，苏轼也不能日日吟诗高歌，因为在监狱里还有一万多名囚犯，因无力还债、贩卖私盐正待审判，有蝗灾还没有解决。苏轼这样一个“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他写的诗里难免对当权者多有不满。这在以后给他招惹了灾祸。杭州任满后，苏轼被调往湖州任职。在古代不管皇帝把你调往哪里，官员都是要上表谢恩的，苏轼就写了一篇到任谢恩表。正是这篇谢表让那些小人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从中找出几句话，说他蔑视朝廷并开始弹劾他，还找出他之前写的一些诗来作为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被捕入狱，关进了御史台的大牢里。御史台因院里的柏树上经常落有乌鸦又被称为乌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八月二十日到十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审讯，使苏轼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经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当时关押在隔壁牢房的一名大臣苏颂写下了“垢辱通宵不忍闻”的诗句。
所幸在好友和仁宗皇后的多方努力下，在被关押了一百多天后，苏轼终于走出了御史台的大牢。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被贬，谪居黄州。作为罪官，他“不得签署公事”，也没有薪俸，可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他的老友马正卿想方设法，四处奔走终于从有关部门获得许可，批给苏轼一块废弃的军营地，用于耕种。此地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于是苏轼便自号东坡居士。至此苏东坡诞生了。
黄州的苏东坡超然旷达、自得其乐，作为一名农夫，他“渐喜不为人识”。在黄州他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庄稼已经种上，没有了朝廷的斗争，也没有了金钱的烦心。苏轼的农夫生活让当权者感动不快，五年后一纸诏令，苏轼再一次打点行装，带上一家老小动身前往黄州，重又踏上漂泊之旅。在动身途中，苏轼两次上述书请求乞居常州，等了几个月后终于得到回复批准了他的请求，苏轼欣慨不已。
正当苏轼感念神宗恩泽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从天而降。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本就反对变法，于是开始起用司马光。三月司马光应诏拜门下侍郎（副宰相），次年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此时的北宋朝政风云变幻，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势均力敌。而苏轼正在过着自己悠然的田园生活，心甘情愿地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之外。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是何其短也！六月下旬，苏轼接到朝廷诏令: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全家人欣喜若狂，可苏轼难免有一些惆怅。一家人又开始打点行装，准备远行。刚到登州却又接到朝廷以礼部侍郎召还的诏令。到任不到十天，又接到诏令迁为起居舍人。不到三月，又一道特诏：诏令苏轼免试任中书舍人，九月再次荣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次年八月又兼任了经筵侍读。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轼扶摇直上，声望与日俱增。
可是好景不长，元祐元年十一月，元祐党争爆发，洛党（河南派）和朔党（河北派）联合攻击苏轼。他不想再做无谓的争辩，请求离朝外任，但没有得到批准。置身于污浊的官场，让他更加怀念自己作为“苏东坡”的那段黄州的时光。接二连三的弹章使苏轼难以安于朝中，经过一再请求，元祐四年，朝廷终于批准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重回杭州，苏轼欣喜不已，治理了西湖，让他难得的有过了一段相对舒适的时光。转眼杭州任期已满，朝廷诏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苏轼对于朝中的斗争仍然心有余悸，连写三道辞免状，没有得到批准。无奈之下进京任职。但他的政敌始终不肯放过他，试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置他于死地。经过一系列明枪暗箭，苏轼更加渴望归乡，归隐林下。他请求外任，先后任职颍州、扬州，对仕宦更加厌倦，渴望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
元祐八年，高太后病逝，哲宗执掌朝政，政局又发生了大的翻覆。哲宗皇帝意欲改革，于是重用改革派大臣。但这批变法派大臣完全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却以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苏轼当然是他们打击的主要对象。四月诰命下达：苏轼落两职。苏轼前脚刚走，一道诰命又下：再降为充左承仪郎。不久又一道诰命下达：“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复”，这道诰命取消了苏轼叙官的资格。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至此朝廷已是五改诏令，年过半百的苏轼，拖着病躯，千里迢迢奔波于贬所之间。
经过长途跋涉，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六十岁的苏轼终于抵达了贬所惠州。自翻越大庾岭，苏轼便进入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世界。岭南气候与北方迥异，当时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只有“罪大恶极”的官员才会被流放到这里。可环境的艰苦改变不了苏轼的心境，就是在此地他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虽然惠州的苏轼自己都是一个窘迫的人，可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为百姓着想：修建碓磨坊便利百姓、为普及插秧工具——秧马，作《秧马歌》、给亲友写信从内地购药施舍当地百姓、雇人收埋路边的骸骨，协助处理重大军政事物、修建东江大桥和西新桥，还策划筹建了广州的自来水工程，做了一系列对百姓实实在在的好事。绍圣二年九月，朝廷大赦天下，但元祐诸臣却不在赦免之列，并且终身不得北徙。这让苏轼决定在惠州买地，建屋定居。半年后，白鹤新居建成，他终于有了安居之所。
可好日子对苏轼来说是那么的吝啬。绍圣四年，一纸诰命将苏轼贬往琼州（今海南琼山县）别驾。在当时被贬海南被认为是仅次于死刑，由此可见政者的居心所在。六十三岁的苏轼在六月渡海登岛，四顾茫然。七月到达被中原人视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昌化军贬所。此地当时还是没有开发的蛮荒之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所，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洗澡无浴室、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再加上气候炎热潮湿、“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生活条件可想而知。但苏轼还是那个苏轼，他看儿子和军使下棋、与黎氏兄弟学儋州方言、与老秀才倾壶痛饮。执政者眼中的地狱，再一次成了苏轼的天堂。但他们还不肯放过他，以按察岭南为名，把对苏轼父子有过帮助的官员全都处以轻重不同的处罚，还把苏轼从官屋里驱赶出来，这下苏轼真无容身之所了。苏轼无处可居，只得在城南买地筑屋，当地的士人和百姓纷纷前来帮忙。在众人的帮助下，终于建成了一所茅屋。苏轼终究是改不了他为民分忧、于民同乐的作风。为了改变当地的不良风俗，请琼州和尚帮忙宣传，教他们内地的农耕牧业；作为一名文人，他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一名文化使者的角色，培养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名进士。
元符三年，朝廷政局又发生了大的变化。正月，哲宗崩逝，因没有儿子，其弟赵佶即位，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形势又向有利于元祐党人的方向发展。二月大赦天下，二月底苏轼得知消息。六月，苏轼离开谪居三年的儋州。二十一日，苏轼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地。苏轼在梧州与家人相会，正当带领一家三十余口乘舟北赴永州时，十一月又接到朝廷诰命：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返到达大庾岭。在宋代官员心中，大庾岭有特殊的含义，若一旦贬官岭南，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少有北还的希望。时隔七年，如今渡岭北还，心中难免感慨万千。当时士大夫已在政治上普遍看好苏轼，而对于未来的进退，苏轼表现出一种随缘任运的心态。五月，苏轼携友前往金山，在金山寺里藏有李公麟所画苏轼画像一幅，苏轼自提一首六言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进入六月，天气酷热难当，六十六岁高龄的苏轼身体已感不适。在海南时就已感染了瘴毒，再加上一年来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形神交瘁，他终于病倒了。转眼到了七月，苏轼已卧榻一月有余，十四日，病情极度恶化，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代了后事，他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溘然而逝，时年六十六岁。
消息传遍全国，四方同悼，山河同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