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的代表作。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新闻工作（任职于《新领袖》《幸福》杂志），后在哥大取得哲学博士，在哈佛大学任教授。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其方法论，即“中轴原理”。该原理认为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特定的中轴原理成为其他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分析，成为一种把繁杂多变的宏观历史的可能前景进行条理化的方法。社会结构是一种概念图式，而概念图式的基础就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
贝尔以其独创中轴原理为工具，从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与工业社会进行了比较。由此贝尔构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体系，向读者展示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图景。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样，被称为未来学三大经典，引领了未来学的风潮，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巨大反响。
一、什么是后工业社会？
在贝尔看来，人类历史发展要经过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总结这三个社会的特点分别是：
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自然界的竞争”，它的资源来自采掘工业，它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生产率低下。
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
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
在后工业时代，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同时也伴随着技术阶层崛起，典型特征如白领人数超越蓝领人数，知识与技术成为创新与决策的重要方向等。
尽管贝尔的诸多预言如同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所指出的，存在不少方向性错误，但是他思想的超越性不容否认。“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
从历史的意义上看，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所展现的种种趋势的继续，而且许多发展是很久以前就已预见到的。
二、后工业社会由谁掌权、如何掌权？
丹尼尔·贝尔认为，决策是一个权力问题。在任何社会中，关键问题都是：由谁掌权？如何掌权？
如何掌权是一种制度概念，由谁掌权是一个集团概念。人们如何得到权力，说明了掌权的基础和途径，以及由谁确定人们的位置，显然，当制度的性质发生变化时，新的集团便掌了权。
在后工业社会里，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或者集团中的杰出人物）是科学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是铁板一块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联合集团来行动的，在实际的政治形势中，科学家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分野。在后工业社会体制变化的过程中，有两种主张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发展进程现在必须考虑到科学家阶层、或者更广义地说技术知识分子阶层，尽管从前可能没有考虑到他们。
支配着科学本身的精神气质是与其它主要社会集团（例如企业界、军方）的精神气质不相同的，从政治上看，这种精神气质将使科学家倾向于采取和其它集团不同的行动方式。
在法国，谈论科技治国论的思想比起任何其它国家都更为广泛。这种思想的定义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行政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因此，科技治国论者是“以其技术能力面行使权力的人”。
科技治国理论的先驱，最全面地阐述这种世界观的，却是一位出人意料的科技治国思想的先驱、19世纪的数学家奥古斯丁•库尔诺，他的名声在于他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学而不是在于他的历史著作。
这实际上是一种能者统治的观念，但也有对能者统治的反驳。
从遗传学与智力的角度来讲，如果人们认为能者统治完全是凭智力选择，而智力则基于遗传的差异，则人们是根据遗传的运气来获得特权的，这是社会公正的一个武断的基础。
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讲，纯粹的能者统治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因为地位高的父母总是设法通过运用其影响力或者简单地依靠他们的孩子所掌握的文化优势把他们的地位传下去。
此外还有机会的作用。美国有着大量的社会升迁流动，但是它同学校教育或能力甚至同家庭出身的关系较少，而同人们的运气和担任的具体工作的能力等不可捉摸的偶然因素更有关系。认为能者统治可以把竞争感灌输进社会这个原则或幻想，既有害于成功者，更有害于失败。机会均等的原则即使在天才的基础上充分得到实现，只会在每一代人中重新产生不平等，从而成为社会上的一支保守力量。
三、后工业社会的新议题
1、信息的匮乏
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而工业社会是—个商品生产的社会，但是信息的中心地位为社会制造了一些需要应付的薪的不同问题。
由于人们所注意和参加的不同领域——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扩大，人们必须吸收巨大的信息量。
信息变得更富技术性了，更加需要媒介传递的工作，或者说新闻解说：新闻不再是报道而要解释，因为人们能吸收的信息量是有限的。
2、协作的代价
后工业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越来越多的协作，特别当这场竞争是在看得见的政治舞台上进行面不是通过经济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协作的代价可以从决策地点的变化来加以推断。政治舞台的扩大以及更大量的人参加进来，意味着达成决议和办成一件事要花费更多时间和更大代价，要相互交往和交流活动。
一个复杂的社会，正像它内部的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一样，必然成为一个计划性的社会。—个社会里收入越多和越富足，就越需要管理，管理的费用也越增加。
作为一个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具有很强的远见能力。如早在1967年时，他预测了互联网的兴起，丹尼尔•贝尔在那时写道：“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联网系统，人们在家中或办公室中登录这个巨大的计算机网络，提供和获取信息服务、购物和消费，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不能说丹尼尔•贝尔准确地预知了互联网发展的未来图景，但是他至少捕捉到了未来互联网系统的一部分真实状况。
在1976年版的前言中，贝尔说：“我反对把出现的这些特征试图标定为‘服务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即使这些要素都在，因为这种名称是片面的，也许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加以曲解”。
事实证明，贝尔这种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划分是最为稳妥而且时至今日仍不过时的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今天的人们，正在见证丹尼尔·贝尔关于时代的伟大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