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之盛，始于文翁，成于扬雄。这是清代学者刘咸炘在《蜀学论》中的定论，也是对扬雄一生学术功业最精准的盖棺之论。扬雄，字子云，公元前53年生于蜀郡成都郫县，出身于一个自山西洪洞辗转迁徙、最终落籍巴蜀的单传家族。自五世祖扬季避仇入蜀以来，扬家世代以农为业，家产不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正是这样清贫而坚韧的家庭底色，塑造了扬雄"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的人格根基，也为他日后融儒道、通百家的学术格局埋下了伏笔。
扬雄对蜀学最核心的贡献，在于他以经学为根基，却绝不拘泥于经学，开创了巴蜀易学"集杂为醇，锐意创新"的精神传统。他明确提出"经莫大于《周易》"，遂仿《易》而作《太玄》。这部著作以方、州、部、家四重三分而成八十一首，构建了以天文历法为基础、以"玄"为最高范畴、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独特哲学体系，将蜀地本土思维与中原易学传统熔于一炉。他又仿《论语》而作《法言》，极力推尊孔子、崇奉五经，以圣人之道为判定是非的标准，效孟子辟杨墨，对申韩诸子之学进行激烈批判。这两部著作，一哲一论，使蜀学从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高峰，不再仅仅是经学的附庸。
在语言学领域，扬雄的贡献更是开天辟地。《方言》一书，系统记录了全国各地的语言差异，开中国乃至世界方言学研究之先河。这在当时交通闭塞、信息隔绝的条件下，堪称一项了不起的学术工程。而《蜀都赋》《蜀王本纪》则以客观详实的笔触，记录了巴蜀地区的地理风貌、名胜特产与风俗人情，被后世视为"蜀都风光图轴与风俗画卷"。可以说，在汉代，扬雄就是蜀地的文化代言人——他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知道了巴蜀。
扬雄的师承同样深刻影响了蜀学的脉络。他年少时师从严遵、林闾，后拜蜀中名士严君平为师，在岷山之阳的横山一住八年。严君平以《易》《老》著称，这种儒学与道学交融的学术基因，经由扬雄之手发扬光大，直接影响了后来东汉末道教在蜀地的创立与流传。扬雄"融儒道，通百家"的治学路径，为蜀学注入了兼容并包的文化基因，使巴蜀学术从此不再偏安一隅，而是具备了与中原文化对话乃至引领风气的能力。
从社会层面看，扬雄以一介书生之身，终其一生未入核心政治圈，却以《太玄》《法言》《方言》等著作，成为后世研究汉代哲学、语言学的重要文献。桓谭在他死后断言："扬子的书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必定超过诸子。"这一预言，在此后数十年间得到了验证。扬雄用一生证明：学术的力量，远比权位更持久。他以清贫之家走出，以寂寞之身著书，最终成为蜀学之宗、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巨星。正如刘禹锡《陋室铭》所传——"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千年之后，扬雄之名，依然是巴蜀文脉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