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的全球性质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为我提供了一扇窗户，让我了解世界各地各种迷人的文化和亚文化，以及它们如何与加密世界互动。
我还记得201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看到了所有光明和希望的迹象：交易所的规模扩大到数百名员工，甚至比美国还要快，大规模的GPU和后来的ASIC矿池，以及拥有数百万用户的项目。与此同时，硅谷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是该领域理想主义的主要引擎，它们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几乎从一开始，以太坊的发展就事实上的总部设在柏林，正是在欧洲的开源文化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如何将以太坊用于非金融应用程序的早期想法。
以太坊的图表和两个提议的非区块链姊妹协议 Whisper 和 Swarm，Gavin Wood 在他的许多早期演讲中都使用了它们
硅谷（当然，我指的是整个旧金山湾区）是早期加密货币兴趣的另一个温床，与理性主义、有效利他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在 2010 年代，这些想法都是新的，它们感觉“与加密相邻”：许多对它们感兴趣的人也对加密感兴趣。
在其他地方，让普通企业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地方，人们都会发现人们接受比特币，甚至包括日本服务员拿比特币作为小费：
从那时起，这些社区经历了很多变化。除了其他更广泛的挑战外，中国还经历了多次加密货币打击，导致新加坡成为许多开发者的新家。硅谷内部分裂：理性主义者和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基本上是同一个团队的不同派别，直到 2020 年斯科特·亚历山大 （Scott Alexander） 被《纽约时报》人肉搜索时，从此成为独立的、对人工智能默认路径的乐观与悲观问题的决斗派系。以太坊的区域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 2018 年引入全新团队进行权益证明期间，尽管更多的是通过添加新团队而不是通过消亡旧团队来实现的。死亡、出生和重生。
还有许多其他社区值得一提。
当我在2016年和2017年第一次多次访问台湾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自组织能力和向那里人民学习的意愿的结合。每当我写文档或博客文章时，我经常会发现，在一天之内，一个学习俱乐部就会独立成立，并开始兴奋地在 Google Docs 上注释帖子的每个段落。最近，台湾数字事务部的成员对格伦·韦尔（Glen Weyl）的数字民主和“多元性”思想也同样感到兴奋，并很快在他们的Twitter帐户上发布了该领域的完整思维导图（其中包括许多以太坊应用程序）。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曾写过关于每个城市如何传达一个信息：在纽约，“你应该赚更多的钱”。在波士顿，你真的应该去读所有这些书。在硅谷，“你应该更强大”。当我访问台北时，我想到的信息是“你应该重新发现你内心的高中生”。
Glen Weyl 和 Audrey Tang 在台北 Nowhere 书店的一次学习会上发表演讲，四个月前我曾在那里做过关于社区笔记的演讲
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我多次访问阿根廷时，我被建立和应用以太坊和更广泛的加密世界所提供的技术和想法的渴望和意愿所震撼。如果说像硅谷这样的地方是前沿，充满了对更美好未来的抽象思考，那么像阿根廷这样的地方就是前线，充满了迎接当今需要应对的挑战的积极动力：就阿根廷而言，超高通胀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有限。那里的加密货币采用量超出了图表：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上被认出的频率比在旧金山还高。还有许多本地建设者，具有令人惊讶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健康组合，致力于应对人们的挑战，无论是加密货币/法定货币转换还是改善拉丁美洲以太坊节点的状态。
我和朋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们用 ETH 付款
还有很多其他的值得一提：位于迪拜的世界主义和高度国际化的加密社区，东亚和东南亚各地不断壮大的ZK社区，肯尼亚充满活力和务实的建设者，科罗拉多州以公共产品为导向的太阳能朋克社区，等等。
最后，Zuzalu 在 2023 年最终创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美丽的流动子社区，有望在未来几年自行蓬勃发展。这是网络国家运动吸引我的一个重要部分：文化和社区不仅是需要捍卫和保护的东西，而且是可以积极创造和发展的东西。
《我的童年走向终结》维塔里克30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