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邦知道娄敬的名字时，已经是汉纪元五年（公元前202年）。这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戏，比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鸿门宴、四面楚歌，都已经唱完了。而娄敬呢，这时候还只是戍守陇西的小卒。
虽然“是金子总会发光，是银子总会花光”不一定总正确，但是娄敬确实抓住了一瞬即逝的机会，通过一个姓虞的老乡见到了刘邦。
当时，汉朝定都何处是热门话题。刘邦的重臣大都是崤山以东的人，主张定都洛阳。娄敬balabala一通陈辞，坚定主张定都关中。而且，张良也赞同定都关中，刘邦最终下定决心，把汉都设在了长安。
刘邦感念娄敬的首倡之功，赐娄敬姓刘，拜为郎中，号称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造反，刘邦亲自率领汉军平叛。韩王信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就投降了匈奴，和匈奴合兵一处，进攻汉军。
刘邦平生没打过几次胜仗，但知己知彼的道理还是知道的。他派出十几批使者出使，借谈判刺探匈奴虚实。
此时匈奴的首领，是历史上最英明神武的冒顿单于。冒顿把自己的精锐骑兵、健壮牛马都隐藏起来，只让老弱牧民和羸弱牲畜暴露在野外。使者起了轻视之心，都报告说干掉匈奴是分分钟的事儿。
刘邦派刘敬再出使匈奴一次。刘敬这次出使，看出了异常。他跟刘邦讲，两国交兵，通常都虚张声势，把自己强盛的一面展示给对方。这一次我出使匈奴，只看到了瘦弱的牲畜和老迈的牧民——这里面肯定有鬼。
刘邦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匈奴做掉。三十几万大军已经出动，派刘敬出使，不过是走走形式。现在这家伙居然唱起了反调，刘邦很生气，流氓脾气发作，对娄敬一通臭骂：你这个王八蛋！当初侥幸凭着口舌犀利弄了个官当，现在竟然敢挫伤我大汉军队的锐气！
于是，刘邦派人给娄敬戴上刑具，关押起来。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匈奴出奇兵，在白登山困住了刘邦。刘邦被围7天7夜，靠陈平下三滥的歪招，才得以脱困，在国内国际把脸都丢光了。
刘邦灰头土脸的回来，并不忌讳自己的脸面，而是亲自下令赦免了刘敬，诚恳承认自己的错误，封刘敬为关内侯，享受食邑二千户。
2｜
建安五年，袁绍和曹操陈兵官渡，双方虎视眈眈。
一直窝在曹操手下的刘备看到了机会，袭杀了徐州刺史车胄，重打锣鼓，自己单飞了。
曹操对刘备的鸡贼很恼火，又对袁绍的拖延癌非常了解，就不顾幕僚的反对，亲自率兵征讨刘备。
袁绍的谋士田丰看到了机会，就给袁绍出主意：曹操亲自征讨刘备，长途奔袭，一时半晌回不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可以调动全部兵力，袭击曹操后方，一下子就可以把曹操打趴下。
袁绍犹豫了，说我小儿子正生病，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田丰眼见好机会就这么错过，心疼得直拿拐杖戳地。
曹操也担心袁绍渡河，抄自己的后路，就速战速决，不到一个月，就击败了刘备回师。袁绍这时才反应过来，似乎田丰说的也有点道理，就决定进兵攻打许县。
此时的田丰倒觉得，时机已经错过去了，眼下曹操军心稳定，不宜出兵。不如凭借实力强、兵将多的优势，改打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
袁绍听不进去，田丰就极力劝阻，把袁绍搞烦了。袁绍觉得田丰在败坏军心，就把他关了起来，发布檄文，大举南下。
官渡之战，袁绍一败涂地，军士们都捶胸而哭，说：“如果田丰在，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和田丰私交不错的狱吏跑来祝贺：“主公没听你的话，大败而归，这次回来，您一定会受到重用。”
田丰倒是看得明白，说：咱们老板表面宽厚，但内心猜忌。如果他打胜了，说不定一高兴就赦免了我。现在吃了败仗，恐怕我也不用指望活命了。
果然，袁绍在往回逃的路上，想到回来后弄不好会被田丰耻笑，就派人先行一步，把田丰杀了。
3｜
田丰计谋不用，英年早逝，多多少少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荀彧就曾评价他“刚而犯上”。明明对形势的研判，对老板的性格，都看得清清楚楚，却仍然强颜犯谏，个性张扬。
子曾经曰过：国家有道，要正言正行；国家无道，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老人家不止这样说，还付诸行动。他评价一个叫南容的人，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不误前程；国家无道，也能明哲保身，保全性命（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后来，干脆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你看，就连孔圣人处世，也是一副打工者的心态。田丰也不过是袁氏集团的高级打工仔，对袁绍这样烂泥扶不上墙的老板，大可不必忠言直谏的。
搞好搞不好，关键在领导。袁绍这样的老板，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最好离他远一点，有多远走多远。不然，他在把自己搞死的时候，也会把你捎带上。
好的老板，决不会让一已的好恶，影响了团队氛围，做出错误的决策。
唐太宗号称英明果决、虚怀若谷，其实也是有反复无常、固执己见的性格缺陷的。他就曾经对直言进谏的魏徵恨得牙痒，声称早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有一次，太宗在盛怒之下冤杀了一位很不错的大臣，冷静下来，后悔莫及。他及时总结教训，下诏：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够稳妥，又把行刑前的“三复奏”，更改为“五复奏”。因为这项政策，很多死刑犯受益，贞观年间，几乎没有再出现冤案。
这样，一个理性的领导，通过制度设计，克服了自身的性格缺陷，最大限度消除了“人治”的隐患。正因为有了制度的保障，人的生命才得到尊重，有才华的人才可能畅所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