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古玉珍品的正名与投资收藏

学会鉴赏一件古玉，还它历史面貌，发现它的原本价值，是古玉爱好者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

　　在各式各样的古玉形制中，不乏尚未被人知晓的珍品，如迄今不知准确年代和用途的、与“春水玉、秋山玉”同样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鸳鸯卧莲玉顶饰（也有称玉炉顶），便是一例。不过，古人在鸳鸯卧莲玉顶饰上为何独雕一只雄鸳鸯？《古今注》：“雌雄鸳鸯偶居不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古称‘匹鸟。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中国嘉德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五二。四零一八，四七二二。徐女士！’“汉代司马相如《琴歌》之一：“室迩人遐独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可见自古便有把交颈鸳鸯比作夫妻恩爱的说法。而玉顶饰上独雕一只雄鸳鸯，岂不有悖夫妻百年好和之情理？想来一定是另有其他道理所在。

    因为古玉顶饰中除了鸳鸯卧莲外，另一种常见题材便是鹭鸶荷叶，难道鸳鹭之间有何联系？果然，古有《鸳行鹭序簿》指的就是朝廷官员的名册，鸳行、鹭序比喻朝官的班列，如鸳、鹭这些水鸟飞行成行，井然次序，止息时一班一组。在古代文献中常能看到指代朝官如鸳班、鸳侣、鸳池、鸳行、鸳步、鸳鹭行等一样的词汇。

那么鸳鸯卧莲、鹭鸶荷叶题材的古玉顶饰，是否与鸳鹭行等词汇存在着什么必然的联系？查找宋、辽金、元正史，实在难以查到相关出处，在元代前的历代画像中，虽见有帽顶，却不见加戴镂雕玉帽顶的图，明代万历年间曾有一场关于这类炉顶年代和用途的争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到，炉顶与“帽顶”同时代并存，但未谈及两器各自的形制与区别。同时代的沉德符在其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认为炉顶和帽顶同为一物，“今又珍玉帽顶，其大有至三寸，高有四寸者，价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上嵌饰钮也。问之，皆曰此宋制，又有云宋人尚未办此，必唐物也，竟不晓此乃故元时物。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威，尝见有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明代人说元代事，可见非明代之物，而最迟在元代当有这类器物出现。

鸦鹘石揭开帽顶谜

《雍熙乐府》是一部著名的元明时代的曲文总集, 收罗丰富。《雍熙乐府·卷五·点绛唇》其中有段描绘宫人的片段：“戴一个镂金厢帽顶鸦鹘石，虽不曾入班……”。这一小段为我们提供了“戴、顶、镂金、厢、鸦鹘石、班”等词汇资料。在元代的词汇里，厢，同“镶”。自唐开始，士人多尚重戴，常常在巾上又加以帽戴。可见帽顶上再镶加石雕的佩戴方法，与古制并没有什么不妥。镂金见《元史·舆服》记载，“宫人用‘缕金帽’，这和元曲描绘是一个时代相符的。

    鸦鹘是鸟名，性凶猛，古代常用以助猎。《全元散曲·柳营曲·题章宗出猎》：“白海青，皂笼鹰，鸦鹘兔鹘相间行。”兔鹘是一种局部羽毛带赫色的白鹰，契丹女真人称束带为兔鹘。亦称吐鹘。女真、契丹的“春水玉”中的海冬青和鸦鹘，同出现于元曲·题章宗出猎中，反映在玉雕发展史上，正好证明了元代玉器应该具有直接承延宋、金时期的玉雕题材和艺术风格。由此可见当时宫人帽顶的石雕“鸦鹘”造型，既是身份的象征，也同时说明一定有玉制的其他形制的帽顶，诸如传世品中鸳鸯卧莲、鹭鸶荷叶、龙穿牡丹等玉顶饰，有极大的可能就是专供当时大小朝官使用的玉帽顶。

　　1952年，上海青浦区北庙村元至正十一年任明墓，出土了一件青玉鹭鸶荷叶玉顶饰；20世纪50年代末南京雨花区明初墓出土一件，与任明墓雕琢技法及时代风格相一致的白玉鹭鸶荷叶玉顶饰，当为元代遗物。1974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件鹭鸶荷叶玉顶饰，青白玉质，有沁色，多层透雕鹭鸶衔莲纹、荷叶和茨菰用深切内凹的雕刻技法，使单阴刻线饰叶脉而感清晰流畅。底平，两侧有两组对穿孔。

    1979年江西南城发现的明益宣王墓，出土一件白玉鸳鸯卧莲玉顶饰，底微凹，有两组对穿孔。虽是明代万历年间墓葬，但由万历年间沉德符与高濂对炉顶、帽顶之争看，也当为元代遗物被明益宣王所藏。1992年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天地宫内，发掘出土了一批数量达11件之多的玉顶饰，纹饰除鸳鸯卧莲、鹭鸶荷叶外，还有双螭抱石、秋山群鹿等。综观这些玉顶饰，多见于元代墓葬，纹饰大同小异，雕工精粗程度参差不齐，加上有关元曲中的文献介绍，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鸳鸯卧莲、鹭鸶荷叶等题材雕刻风格的玉顶饰就是元代的玉帽顶。

    鸳鹭帽顶华丽朴质

    辽金的前期艺术风格朴质豪放，金灭辽，继又灭北宋，俘虏了大批的北宋工匠，所以金代后期玉雕风格，承袭了北宋的风格。如果将此类玉顶饰，从加工工艺的时代先进性加以分析的话，宋代的多管钻向元明时期的拉丝镂空工艺逐步过渡，形成单层向多层镂雕风格的发展。那种砣下的古道幽径、老辣味十足的山林野趣当是宋辽金的作品，而雄健豪迈之神韵日趋变得华丽、纹样繁缛，玉材选用上乘的作品，则可归入元代作品范畴。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用钻孔镂空并用的方法，力避自一侧钻孔直钻到另一侧，由此而开创了多层镂雕艺术效果之先河。大型器“渎山大玉海”的雕刻技术，为元代的随形施艺玉雕工艺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而在宋金至清代的炉顶系列中，以元代这种艺术风格为最多。

    从清宫遗存的许多带有入藏时黄纸登记的“汉玉炉顶”中，不难看出诸如松灵老人、五禽秋葵、双螭抱石、鹤鹿仙人玉顶饰，无论从题材上还是雕刻工艺上，多与两宋时期的玉雕山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具有浓厚北方民族生活气息的鹘捉天鹅，山林群鹿玉顶饰，则多为辽金遗物。鸳鸯卧莲、鹭鸶荷叶、龙穿牡丹等玉顶饰，如结合元青花瓷器上的图案和元代青瓷荷叶盖罐的卷边艺术造型特征，则可视为同属一个时代艺术范畴的作品。宋元时期的铜炉受金石学复古影响，实为仿古型艺术，反映在玉炉上其纹样多仿制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以减地浅浮雕技法为主。而传世所见的鸳鹭纹玉顶饰的风格，多为仿生型镂空玉雕琢，极具生活气息，应属两个不同的表现艺术范畴。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风格，如果强糅合在一个以仿古风格为主的器物上，实在无法找到艺术的内在传承联系。

　　如果从各代玉材的特征看，宋代玉料虽然主要来自新疆和田，但此时期玉材的来源并不通畅，所以好玉材并不多。辽金的玉材从出土资料看，主要为地方玉材，多玉璞留皮巧色。而元代朝廷免去淘户差役，玉产地有和田及喀拉喀什河上游的匪力沙。“淘户”采集的玉石，由多种途径入内地，保证了元代官办玉有足够的用材。元朝初建，一切建制沿袭唐宋，尊礼守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从传世品中所能见到的鸳鸯卧莲、鹭鸶荷叶、龙穿牡丹等玉顶饰，其玉质都佳，结合纹样、形制、琢工等方面分析，定为元代之作确实不无道理。

　　鸳鹭行一词始见于唐代，从历代以物喻朝官的惯例看，元代以前就不排除有鸳鹭纹样的玉帽饰。到了元代，极有可能因沿袭唐制，而成了朝臣在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喜宴等场合使用的帽顶玉雕题材。明李东阳《郊祀前一日斋居候驾》诗：“尺地龙颜瞻九陛，两班步引千官。”同鸳，鹭也就是鸳鹭。龙穿牡丹的一龙正面玉帽饰，为元朝御家之用，而班列两排迈着鸳鹭行步的朝官们所用的，就是不同玉材质的鸳鸯卧莲、鹭鸶荷叶等玉帽顶。

　　至于玉帽顶何时成了炉顶，则要分形如小玉山子的炉顶，和原为玉帽顶，后因明废元制，世人视旧物弃置可惜，改成炉顶而被统称为玉炉顶，时日久远慢慢便不知玉帽顶是何物了。

    认识鸳鹭行玉价值

    古玉价值的体现，从本质上说，在于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即中国玉文化在此件古玉上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以及在现在古玉市场上的交易价格的经济价值体现。古玉器的价值评估是一项很难的工作，难就难在古玉器本身的特性上。古玉器的制作工艺千差万别，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艺人，在制作工艺上有着不同的差别；题材不同的玉器，其价值的体现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皇家御用品比臣僚们用的，在市场价值体现上明显要高得多；达官贵人的用品，比起平头百姓的又要来得强得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玉器存量，直接影响着玉器的价值；古玉市场上的藏家、交易人的审美观的差异和改变，在玉器的竞买价格上，也直接影响到它的价值体现。

　　对古玉珍品鸳鹭行玉帽顶的考证与认定，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在价值投资的背后,往往比价值本身来得更为重要。在发现价值的过程中，使我们对此类古玉有了足够的知识性的认识，我们根据这些知识才能自觉地去实现该古玉的原本价值。比如辽金时期的“春水、秋山”类题材的古玉，在没有被世人认识到的时候，仅仅被藏家认作明清玉佩收藏。明清两代的历史时期跨度比元代长得多，所以在时空上，无法正确意识到其存量的多寡，只有全面了解“春水、秋山”古玉器的各方面知识，才能正确地对它进行价值评估。

    民国时期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件“春水、秋山”在杨伯达先生对这些题材古玉研究、尚未为其正名为“春水玉和秋山玉”前，其民间收藏价和文物收购价，也不过百把千元，与当时大城市人均月收入成10倍之比，即使考虑到后来的物价上涨因素和货币贬值因素，到目前为止，也无法预见它会出现与当今拍卖成交价呈30倍比的上涨空间，并且它的增值空间，大大高于同期的一般玉器上涨幅面，这正说明古玉的真正价值，需要在正确的古玉文化的指导下实现。

　　我们翻开往日一页页拍卖纪录，诸如鸳鸯卧莲、鹭鸶荷叶、龙穿牡丹等纹样玉顶饰的估价，基本都在8000-2.5万元之间，平均成交价在2.8万元左右。估价与成交价的两价比，相差并不为大。如果通过未来不断的努力探索，对玉帽顶的年代和使用等级将日趋明了，为其正名为“鸳鹭行玉”的日子，也将为期不远，如同“春水玉和秋山玉”给藏家带来的兴奋度那样，重新估量其价值的那一天，也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