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的悲剧并非源于单一因素，而是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
从经济层面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像祥林嫂这样的贫苦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鲁四老爷这样的地主。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对祥林嫂的人身压迫。她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只能任由地主摆布，为地主家辛勤劳作，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当时的社会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三从四德”“鬼神信仰”等观念深入人心，并通过鲁四老爷、柳妈等人物得以具体体现和传播，构筑起一张无形的精神压迫网络。鲁四老爷作为封建礼教的坚定维护者，对祥林嫂的再嫁行为极为鄙视，认为她不贞不洁，将其视为不祥之人。柳妈则以“鬼神信仰”为武器，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让祥林嫂陷入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之中。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祥林嫂的反抗显得苍白无力，找不到任何可以依托的精神支撑。
个体觉醒层面，祥林嫂的抗争存在明显局限。她的抗争始终局限于生存层面，比如为了逃避被卖到山里改嫁而撞香案，为了祈求来世的幸福而捐门槛等，这些抗争行为都未能上升到对封建制度本身的质疑和批判。而鲁四老爷、柳妈等人则完全将封建价值观内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压迫链条中的一环，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反而以维护封建秩序为荣，进一步加剧了祥林嫂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