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总放不下满满的牵挂。弟弟一个人在外打拼，逢年过节必去探望，无论坐长途火车多么辛苦，也不要买卧铺车票。母亲说，我坐什么车都晕车，恶心呕吐，怕污染了卧铺，硬座都选在卫生间门口附近。不想让母亲这么辛苦，儿女毕竟长大，需要有自己的一片天下，但拗不过母亲固执的性格，在家里，母亲独大。
母亲是家里的老二，十九岁姥姥就去世了。从小家里姊妹多，母亲由舅爷家抚养，因为舅姥姥不育，所以格外疼惜母亲。也是在那时，母亲得以进过四年的学校。后来不知何故，姥爷把母亲又要了回来，也因此从那以后辍学在家放猪。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朵花，样样不在话下。至今家里还有母亲年轻时秀过的荷花图样的电视帘。
也是在母亲十九岁的年纪与父亲订婚。彩礼有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自行车早已年久失修被父亲卖了废铁了，缝纫机和收音机还在使用。还有另外两件宝物，一件是给父亲买的上海牌手表，每每从柜中掏出，明知是怎么回事可我还是问，这块表是什么时候的，谁的。母亲每次都耐心的解答我的问题，而且不厌其烦，当第一次讲述一样。另外一件是结婚时的挂钟，现在算是古董了，是那种上发条的钟，然后到整点的时候是几点就响几声，半点的时候响一声。小时候给挂钟拧劲上发条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因为个头小，站在凳子上使劲拧。现在北京时间还是很准确的，就是不安规矩打鸣了，有时凌晨一点打个十二下。随着滴滴答答的钟声，和整点半点的响声，陪母亲从结婚走到现在。
在养育我的过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就是弟弟的出生。那会儿计划生育很严格，可能不够时间年限，母亲就有了弟弟。父亲和母亲商量，如果是个女儿，我们一家人会一起出外打拼，如果是儿子就另当别论。弟弟出生在三姨家，那个地方名字叫西龙沟，母亲总觉得这个名字寓意很好。出生三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条件比较艰苦，驴车上面罩上严严实实的塑料布，母亲、弟弟和我在车里面，那天风很大，我当时小三岁，印象里只有风呼呼的声音。回来之后，因为不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罚了800块钱，另外把家里的沙发、橱柜等新婚家具全搬走了，然后家徒四壁。记得上小学时，我家的柜子还在大队部，这件事记忆犹新。
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种庄稼和种菜。母亲在农活方面可是行家里手，地里的庄稼我家是数一数二的，种的菜也是最好的。种菜非常辛苦，每天下午开始摘菜，捆菜，多数时候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次日凌晨四五点就出发前往集市，直到大概中午菜卖完才回家。由于平时的收入来源和零花钱是卖菜所得，都是零钱。所以我上学交纳学费是最厚的，甚至是五毛两毛攒在一起的。供弟弟和我两个大学生，实属不易。当然在村里，乃至亲戚朋友圈里，我们家出两个大学生，是母亲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每每提起，满足感，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如今，我们都已步入社会，成立自己的家庭。母亲还是那么操心，关怀备至。有时道理是与母亲讲不通的，她的真理在于经验的积累，是坚定的认为所谓的正确的事。前一阵，我准备换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母亲每天保持一个电话的频率劝诫。钱挣得多少没关系，现在工作多难找啊。你看那谁谁谁。有时早晨五六点钟就被母亲的来电铃声吵醒。为了减少母亲的担心，我们做事情都是向家里报平安，自己在外做好事情之后再告知母亲，比较有说服力一些。
母亲性格开朗，外向，刚来我家没几日就把邻居全都聊了个遍，连楼下打扫卫生的阿姨都聊的很投机。又没几日，就在楼下的超市找到了一份买菜的工作。母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当做保洁员，在饭店洗过碗，在烧烤店穿过羊肉串等等，干过的工作种类比我都多，但是母亲自己干行，说什么也不听，也不允许我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