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门是被一脚踹开的。
我那时候正做梦。“咣当”一声，梦突然碎了。
1996年，河北老家。八月的夜热得发黏。父亲光着膀子就蹿出去了。我趴在里屋门缝上往外看，他顺手抄起门后那根烧火棍。
院子里站着个人。赤脚，卷着裤腿，小腿肚上全是干了的泥，一道一道的。
是父亲的表哥。我喊他大爷。
“老三。”他叫了一声，“给我口水。”
父亲没动。烧火棍还在手里攥着。
大爷就那么戳在院子当中。他喘着，胸口一鼓一瘪，比我见过的任何牲口都累。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就一口。”他又开口了。
父亲转身进了灶房。我听见搪瓷缸碰锅台的动静。
父亲端出来，没递过去，就搁在门槛上。
大爷蹲下了。不是坐，是蹲。
我后来才把那天的事拼齐。下午他把自己三亩玉米全犁了。齐腰高的青秆子，全歪了。村里人站在地头看，说他魔怔了。他不吭声，赶着那头瘸驴，从晌午犁到月亮爬上来。
因为媳妇跑了。跟一个外村常年在外揽活的男人走的。连他三岁的丫头一块儿带走的。
地还在，人没了。
“你糊涂。”父亲站在他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没糊涂。”他闷着声说，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洇进脖领子里，“地荒了能再种，人走了……”
他没往下说。缸子往门槛上一墩，站起来。
“走了。”他说。
父亲没拦。我趴在门缝上，看他赤脚踩进月光里，一点响动都没有。
那缸水他没喝完。第二天一早我跑去看，缸底沉着几粒没化开的东西，亮晶晶的。我舔了一下手指头，甜的。
父亲趁黑往里头搁了糖精。
后来大爷去了山西下煤窑。再后来的事，都是零零碎碎听来的：他在那边又找了一个，生了儿子，日子慢慢缓过来了。那三亩地包给了别人种，父亲再没提过。
前几年他回来过一趟。开一辆半旧面包车。他穿皮鞋，后座坐着他现在的媳妇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路过我家门口，他按了两下喇叭。
父亲出去，两个人站在车旁边各点了一根烟。他们聊了几句年景、收成、煤窑的事。谁也没提那年八月。
烟屁股扔地上，踩灭。面包车开走了，后轮卷起一阵土。
父亲回屋，坐了好一会儿。然后他问我：“那个缸子还在不？”
我从碗柜最里头翻出来，蒙了一层灰。
父亲接过去，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冲，倒了杯白开水，搁在门槛上。
黄昏的光照进来，落在缸沿上，我盯着那杯水看了很久。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的——你端着，他走了；你放下，他又回来了。回来也不喝，就搁着，搁在门槛上，搁在一个谁都跨得过去、但谁都没跨的地方。
后来我也没问他，那糖精到底哪儿来的，那天晚上他什么时候放的。
有些甜，化不开。沉在缸底，你看见了，就再也忘不掉。
你有没有过这样一口缸子？盛着一个深夜，盛着一个人走远的背影，盛着你说不出、咽不下、又舍不得倒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