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裴成公作 《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译文：裴頠撰作 《崇有论》，当时一些人反驳攻击他，但没有人能使他折服。只有王衍来，他似乎稍受挫折。当时有人就用王衍的理论去非难裴頠，裴的观点仍然表述出来。
拓展理解：裴成公即裴頠，卒后谥成。《崇有论》：文篇名。裴頠撰，今存。“有”，指 “万有”，即现实存在的事物，也包括社会生活内容，如礼教之类。裴頠对当时放荡虚浮、不重儒术的风气十分不满，认为 “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就著 《崇有论》。“崇有”，就是注重现实存在的事物。他认为万物不是由 “无”产生的，而是 “自生”的；又认为 “无”是 “有”消失了的状态。他说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否定 “有生于无”的观点。
时人：指一些崇尚虚无的清谈家，如王衍、乐广等。见刘注引《晋诸公赞》及 《晋书》本传。攻难（nàn男去声）：攻讦驳难。
莫能折：没有人能够（使裴頠）折服。
王夷甫：王衍。如小屈：似乎略受挫折。申：表白。
史上有评：就思想学术而言，正始玄风给板结的经学注入了一股新的生气，将思想引入了自由探讨，独立思考的境界，重新标举了思想的价值、人的尊严，这是思想界辨证发展的结果。所以玄学一经何晏、王弼的倡导，迅即蔚成风气，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但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思想家身居重位，虽长于探讨思想学术，而对实际政治事物或拙于料理，或沉迷于理论思辩而轻于实务，或竟以玄理人格藐视世俗，以至于在当时就有了将思想探讨的价值与处理实务的结果混为一谈的看法。《晋书·裴頠传》就说：“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企图否定玄学在思想发展中的思想学术价值，后世更以“清谈误国”深责当时玄风。
裴頠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也是身居显位的王朝重臣，他重务实，习惯于历史经验，《言语》门记“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作为学者，他在理论上欲矫当时玄学之蔽，以为崇“无”之论，导致了“浮虚”之弊；作为王朝重臣，他对“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仕不事事”深为忧虑，因而作《崇有论》，言辩生物以“有”为本，世界只能以“有”济“有”，“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落到现实处，即人们不习服礼法，则无以为政，一切将乱了套路（参见《崇有论》）。其《崇有论》属玄学，也是名实之争，但这一论辩的落脚点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主张的。裴頠博学有辩才，“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见《晋书·裴頠传》），所以，除“世号‘口中雌黄’”的辩家王衍，其馀均不是他的对手。
本则所记，是学养交锋的实录，述说着魏晋思想的活跃。
感悟：裴頠以《崇有论》为核心，认为“无”不能生“有”，万物的本质是“有”（具体存在的事物），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依赖自身属性与规律，反对将“无”作为世界本源。
裴頠崇“有”的思想理论，纠正了魏晋玄学中“贵无”论过度强调虚无、忽视现实的倾向，强调重视现实事物与社会伦理，为当时的名教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
而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的崇“无”论，继承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思想，认为“无”（无形无象、超越具体事物的本体）是世界的本源，“有”（具体事物）由“无”派生，“无”是“有”存在的依据。
何晏和王弼崇“无”的思想理论，成为魏晋玄学的主流观点，推动了对世界本体问题的哲学探讨，但也因强调“无”的优先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现实事务的重要性，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清谈盛行）有深远影响。
我以为，“有”和“无”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有必然的联系，不能隔裂开来。
所谓“有”，是靠古今人们主观的想象和“五官”以及身触而感觉到的事物，而人们想象不到感觉不到的事物不等于不存在。所以，“有”受人们的狭隘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存在局限性。
事物的生长消亡无时无刻都在变化，“有”变化成“无”，“无”中生成“有”，“有”和“无”在时间或空间上有着必然的联系，而“无”永远是人类认识和探索的课题。
“无”，主要由科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基因学家等各类专业人士去研究探索。而“有”，是需要每个生存的人按着分工和需求，不断去创新提高、完善丰富和珍惜利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