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在加入书单后的第一天就翻开《X的悲剧》，大概是因为书籍评价里第一眼就看到了阿加莎，再看一眼发现竟然还有希区柯克和博尔赫斯；前言里埃勒里·奎因颇平淡提到的他们俩兄弟分饰两角针锋相对的故事也完全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他们的本意只是解释巴纳比·罗斯即奎因一事而已。
这本推理小说的确经得起好评，一旦翻开，我几乎一口气把它给看完了，一刻都不想歇。我很熟悉阿加莎的推理风格，也在其他推理小说或剧集里看到很多类似波洛、福尔摩斯的角色，所以看到奎因笔下的哲瑞·雷恩实在是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能让人看完推理小说后，想细品莎士比亚所有作品的估计只有悲剧系列，而能“活”在戏里还能用戏指引探案的，恐怕也非雷恩先生莫属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雷恩先生在铺垫导演为衬托演员而重构戏剧的事情后，对布鲁诺检察官和萨姆巡官说的那段话：“在面对这桩罪案时，你们修剪原有的内容，调整原有的结构，为了迁就D是凶手这个结论，不惜重新塑造这桩罪案，也就是不管这个结论是否符合这桩罪案的真相。”这和近日重温的《匹诺曹》里“下了结论再去报导”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结论是如何得到的？凭动机得来的。那动机又是怎么来的呢？自然是靠人推断出来的。人很难完全摆脱主观因素的影响，其推断出来的动机也就有可能不准确；若动机确实存在，大多数犯罪动机不会转变为实际犯罪的事实也无法否认。极端的例子就有《局外人》的男主人公：他情感淡薄，灵魂长期抽离俗世独自飘荡，如此本性下所做的事最后全部成为了那一枪的恶劣性质的解释，而每一位出庭的证人、律师、法官以及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做出了正义的审判。看到男主人公的结局，我就像被连扇三个耳光，也为此和朋友反省和探讨了很久：不足够谨慎就不能轻易下结论，但实际上还是无法百分百避免这样的情况。《X的悲剧》里这位老演员再次让我思考这个问题：只要能提出合理怀疑的推论就不应该作为最终结论，更不能为顺应“结论”而重构“事实”，这大概也是法律讲究证据的原因吧。
最终，雷恩先生当然尽力避免了“事实”的误导成功破解了案子。这案子倒说不上有多玄乎，但其中抽丝剥茧的过程还是很爽快的，这位“年轻”的老演员也实在太夺目了。我多想能走进书里亲自去拜见他，参观他那古董般的哈姆雷特庄园，看一出他参演的舞台剧，听他念台词时浑厚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当然，收不到雷恩先生的邀请函再正常不过，但我还可以在悲剧系列其他作品里再会会他。至于要判断阿加莎对《X的悲剧》的评论是否和我想的一样，我还得再去看看《希腊棺材之谜》，书单又长一米了呢。
2018年3月20日
读 埃勒里·奎因《X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