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这本书在家里放了十几年，一直没看。前不久看了一遍，那个年代感觉离得很远，又好像就在昨天。
《七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由北岛、李陀主编，是一本口述体记录历史的书，选取30个人讲述他们在那段历史夹缝中的青春故事。讲述者的年龄跨越不小，从1943出生的张郎郎到1958出生的阎连科，但大多数集中在1948到1954这一段。
书里的故事今天看，觉得不可思议，可那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张郎郎因组织地下文艺沙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甚至进了“死刑号”，几次面对死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阿城，早于全国绝大多数人得知“副统帅”叛逃的消息，源于偷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郭路生（食指）的诗启发了北岛，给他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陈丹青的记忆在赣南、苏北农村和上海之间跳跃，看遍农村的艰辛与城里的荒唐……还有很多琐碎：到农村插队的见闻、地下沙龙里的神侃、创办《今天》、为冲破信息茧房中而偷书……
作为历史回顾，《七十年代》虽然讲述成长故事的只有30人，但所包含的却是300个人的故事，甚至是更多的你我他，从多方面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思考，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民间记忆史。
我年龄小了好几岁，虽也到京郊插过队，但管理之松、劳动之随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风已属强弩之末，世面是见了些，但没有“经风雨”，和书里的他们有不小的距离。即便如此，书里好几个人讲述那个年代看书的“疯狂”，却引我共鸣。所谓疯狂，是因为那时可看的太少，抓住就不放过。
整个七十年代，于国家，经历了从动荡到粉碎“四人帮”到改革开放；于我，则经历了小学毕业、中学、上山下乡、高考入学。
我虽没有书中的讲述者那样的故事，但有谁能躲过那特殊十年？
我的70年代是从父母不在身边开始的。
1969年我妈去了远在黑龙江的干校（煤炭部七台河干校），我爸在福建搞项目，在家的时候少。那年我11岁，小妹妹才8个月。那时我不懂干校是怎么回事，以为和以前的出差一样，哪知干校劳动的艰辛超出想象。我妈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楼上阿姨来家里，应该是来送我妈，当时我和6岁多的大妹妹嘻嘻哈哈着打闹，阿姨说我“怎么这么不懂事”，这句话到现在都没忘。
后来我妈回来了，我爸作为煤炭援越专家组负责人之一又去了越南，那是1971年底，我即将小学毕业（那时是春季入学）。
我算是“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但家里缺少文化氛围，别说琴棋书画，连书都不多。我爸是搞理工的，家里的书大都是专业设计方面的，文学书基本是空白，但他喜欢历史，家里有几本《史记故事选》《国语国策故事选》《搜神记》《唐传奇》《斯大林传略》之类的小册子，算是我的启蒙。
1966年夏天，我该上小学二年级了，浩劫初始。记得这个暑假超级长，好像放到了10月。我妈怕我乱跑不安全，经常从单位图书室拿些小说回来。这是我最早接触的文学。后来，大部分小说都变成了“毒草”，遭到封存，好在图书室也在我妈负责的范围内，总能把封存的书偷偷拿出来。那几年，中国的外国的，懵懵懂懂看了不少小说和人物传记故事。
我一直对文字充满渴望，“于书无所不读”，除了看小说，还看《人民日报》，不认识的字也不管，似懂非懂的瞎看。
1973年我上初二，当时父母每人配发了一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套4本）。那两年，这套书看了好多遍，书里的人物事迹包括观点，记得特牢靠。后来我爸又陆续配发了《三国演义》（不在市场上出售）、《史记》和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占据了半个书柜。《三国演义》反复看，马列的书也时不时翻翻，对国际共运也有了点兴趣。
上初三时，国家开始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我妈从单位拿回来《学习与批判》《文史哲》等杂志，我挑着看里边的历史故事，知道了战国时的李悝、西门豹、商鞅、吴起，汉朝的晁错、桑弘羊、王充，唐朝的柳宗元，宋朝的王安石都是法家，是好人，但也发现杂志上的观点和《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那些杂志里也有不少与古典文学有关的文章，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陆游，大多数人是那时知道的。
想想也够可怜的，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背唐诗，我那时看过的唐宋诗词竟可怜得不过百首，大多还是“评法批儒”时从《人民日报》《学习与批判》《文史哲》等报刊里来的。
《七十年代》的口述者疯狂读书，很多人读的书超越了年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是早熟的，早熟的表现之一就是看了不少那个年龄段还“够不到”的书，但他们的年龄已经能够吸收超前的养分，由此，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他们逐渐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的知识群体。
我则不然。年龄小了好几岁，虽然也疯狂看书，但囫囵吞枣的居多，思想并未因此丰盈。
人是逐步成长，该看童话的年龄，却看成人看的报纸，里边还有很多谎话（当时认为是真话）。该看儿童文学的年龄，却看《中国通史》、看《文史哲》。或许这个就我至今还懵懵懂懂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