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是每一种方法都适合自己，但别人的成功总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今天继续分享麦克林 · 杜克里夫的《天性教养：养育高情商、高技能、高自信的小孩》。

      第1章    世界上最“奇怪”的父母
        玛雅妈妈们是如此温柔，养育孩子是如此容易的事，几乎没有任何冲突。我听不到孩子们的尖叫，看不到家长对孩子发号施令或者喋喋不休，但她们的育儿方式却很有成效。哦，更应该说是成效卓著！孩子们对父母，甚至对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十分尊重、亲和，并乐于与他们合作。有一些时候，父母甚至不用要求孩子把自己的薯片分给弟弟妹妹们，孩子自己就会这样做。
        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孩子们十分乐于提供帮助。无论在哪里，我都能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热切地帮父母的忙。一个9岁的小女孩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跑过去帮她妈妈打开浇水的水龙头。一个4岁的小女孩主动提出要去街角的市场买西红柿回来（当然，家长答应给她一块糖）。
        后来，在我停留的最后一天早晨，我目睹了那里的孩子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它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一个还未进入青春期的放春假的女孩。
        我坐在她家的厨房里，和女孩的母亲玛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通·布尔戈斯聊天，玛丽亚正在煤火上煮黑豆。她把黑色长发扎成利落的马尾，身穿一件海军蓝A字裙，腰带束得很紧。
        “两个大一点的女儿还在睡觉。”玛丽亚坐在吊床上休息时说。她们前一天晚上看了一部关于鲨鱼的恐怖片，所以睡得晚了些。“我半夜发现她们都挤在一张吊床上，蜷抱在一起，”玛丽亚说着，轻轻地笑了笑，“所以我想让她们多睡一会儿。”
        玛丽亚平时非常辛苦。她担负所有的家务，准备每一餐食物——用石磨磨碎的玉米做的新鲜玉米饼，以及打理生意。在我们停留期间，无论出现什么混乱的局面，玛丽亚总是很冷静。甚至当她让最小的女儿艾莉克莎不要碰炭火时，她的声音也很平静，脸上的表情也很放松，没有紧迫感、焦虑感或压力感。作为回报，她的孩子们对她也很好。他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按她的要求去做，不争论也不顶嘴。
        又聊了几分钟之后，我站起来准备离开，这时玛丽亚12岁的女儿安吉拉从她的卧室里走了出来。她穿着黑色紧身裤、红色T恤，戴着金色耳环，看上去和加州的孩子们没什么两样。但她做了一件我在加州从未见过的事。她径直从我和她妈妈身边走过，一句话也没说，提过一桶肥皂水，开始刷早餐后的盘子。没有任何人要求她去做这件事，墙上也没有挂家务分配表（事实上，家务分配表可能反而会抑制这种主动的行为）。相反，安吉拉只是注意到水槽里的脏盘子，就自己去做了，尽管她还在轻松的春假期间。
        “哇！”我叫道，“安吉拉经常主动帮忙做家务吗？”
        我十分惊诧，但玛丽亚似乎一点也不吃惊。“她并不每天做家务，但帮忙的时间也很多，”她说，“如果看到有需要做的事情，她不会等别人要求她时再去做。有一次我带她妹妹去诊所，我们回来的时候，安吉拉已经把整个房子都打扫了一遍。”
        我径直走向安吉拉，问她喜不喜欢洗碗。她的回答让我的心底柔软了下来。
        “我是喜欢帮妈妈干活儿啦。”她刷着一个黄色的盘子，用语调柔和的西班牙语说。
        “那你没有在帮妈妈干活儿的时候，你都会做什么？”我问。
        “我会去帮忙照顾妹妹。”她自豪地说。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哪个12岁的孩子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碗，而且还是在放春假的时候？我想道。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因此，几天后，我在繁忙的坎昆机场盯着往来的飞机时，不禁又想起安吉拉，想起她真心的帮助和她对家人温柔的爱。玛丽亚和其他玛雅妈妈是怎么做到的？她们是如何培养出如此乐于合作、尊重他人的孩子的？
        ……
        约瑟夫和史蒂文都对其他文化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每个月都会共进午餐。他们会去大学的美食街带回中餐外卖，然后讨论他们目前的研究。约瑟夫和史蒂文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一个模式：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的行为模式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非常不同。“我们才是实验中的异常值。”约瑟夫说，“史蒂文和我都惊呆了。我们想知道，难道北美人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人吗？”
        当时，这个想法只是在午餐时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假设。但是约瑟夫和史蒂文很感兴趣，他们决定进行一些测试。两人说服了他们的同事阿拉·诺伦萨扬，一位研究宗教如何传播并促进合作的心理学家。三人开始系统地回顾心理学、认知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数十项研究。
        这个团队立刻注意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前的心理学有所偏倚。绝大多数研究（约96%）只调查了欧洲背景的人。然而，有着欧洲血统的人只占世界人口的12%。“所以整个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约瑟夫说。
        如果这项研究的目标是了解西方人的思考和行为模式，那么调查对象偏向西方人就不会构成问题。但是，如果目标是了解全人类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尤其是当已研究的人群与其他人群相比表现异常时——就像西方人那样——这种偏向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约瑟夫、史蒂文和阿拉将少量实验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实施，然后将结果与对西方人的相对比，结果往往大相径庭。西方人的行为表现在行为谱系的一端，而来自不同土著文化的人则更多集中于整个谱系中间。
        这些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该研究团队在2010年的研究成果中写道，西方社会的人，“包括幼儿，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不具代表性的人群之一”。他们甚至想出了一个好记的首字母缩写来描述这种现象——“WEIRD”（后文称之为“奇怪”），指的是西方的（western）、教育程度高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社会。
        约瑟夫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奇怪的人群？》的论文，心理学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随即崩溃了。这并不是说心理学世界中的皇帝没有穿衣服，更像是他穿着名为“西方”的长袍跳舞，假称代表全人类。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来自“奇怪”文化背景的人在方方面面都异于其他文化的人，包括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施加惩罚的方式、看待公平的方式、思考“自我”的方式、价值选择的方式，以及看待三维空间的方式。
        为什么我会以“奇怪”的方式养育孩子？
        在知道了我养育孩子的方式完全符合“奇怪”文化下的育儿模式后，我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其中一定有什么潜在的原因。当然，像养育子女这样复杂的事情，原因有很多。但我还是想知道，是否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引发了西方文化的雪崩式变化，并最终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让我们在为人父母时筋疲力尽、压力倍增。
        所以几个月来，我与无数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交流，询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奇怪”的育儿方式？
        每个人都给了我不同的答案：启蒙时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儿童死亡率降低、每个家庭孩子的减少、我们对隐私的重视。
        后来我给创造出“奇怪”这个缩略词的3位心理学家之一的约瑟夫·亨里奇打电话，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其实我正在写一本书，就叫《“奇怪”》，试图解释西方人是如何在心理上变得如此奇怪的。”他说道，“其中的关键其实与天主教有关。”
        “什么？何以见得？”
        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约瑟夫解释了他的新研究中令人着迷的发现。
        几千年前，欧洲的家庭和现今许多其他文化中的家庭很像：几世同堂、关系紧密的大家庭。房子向四面八方敞开，亲戚、仆人、工人、普通的老邻居和朋友在这里来来往往，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与此同时，孩子们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巨大的家庭结构在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壳。父母不需要盯着他们，因为他们身边总是有其他的大人，或者是有能力、有爱心的大孩子。因此，从大约6岁开始，中世纪（以及整个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的孩子基本上不受成人的指导。他们在家或许也有义务和责任，但总的来说，他们为自己制定了规则，并自己决定每天做什么。
        然而父母仍然管束着孩子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婚姻。尽管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有点尴尬，但请允许我说几句，父母们参与其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约瑟夫说，在许多情况下，父母强烈鼓励（甚至哄骗）自己的孩子与亲戚结婚，例如一个远房的表堂亲戚，或者教父教母的儿女。人们只考虑在“家庭内部”结成姻亲，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以“生理”层面的原因禁止这些婚姻。婚姻双方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或者亲缘关系不够近，因此不必担心因近亲繁殖而导致健康问题。
        这种婚姻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它们是将大家庭联结在一起的线。用这些线，家家户户织出色彩鲜艳且坚韧的挂毯。这种婚姻将土地和财产保留在家族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族就会得到金钱、威望和权力。也许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家族为父母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每个家庭规模庞大，孩子们可以以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在其中进行自主管理。
        后来，大约在公元600年，天主教会开始对这块挂毯猛拉硬拽，这块挂毯上的线开始散开。
        “天主教会执着于对他们所认为的‘乱伦’进行管制。”约瑟夫说。
        教会开始规定双方的关系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结婚。首先，他们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这是一个合理的限制，因为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有约12%的基因是相同的，近亲繁殖会导致健康问题。
        但在7世纪，教会将婚姻禁令的管制扩大到所有的“亲属”，无论他们的血缘有多远。50年后，他们又进一步禁止了姻亲之间、子女和他们的教父教母的儿女之间的婚姻。举个例子，如果你的丈夫去世了，你就不能再嫁给他的兄弟了（对于寡妇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选择，在生物学上也是安全的）。违反这些法律的惩罚非常严厉：教会将会没收他们的财产。到了11世纪，教皇和欧洲各地的国王实施了更多的婚姻限制，连六代堂表亲戚都不能结婚。要知道，六代堂表亲戚是通过128位祖先和亲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只有0.01%的DNA相同，因此在生物学上并没有“血缘关系”。
        约瑟夫和同事在2019年的研究报告中称，这些法律带来了无数的后果。婚姻法把大家庭打得粉碎。到1500年，西方家庭开始有了今天的家庭的雏形。约瑟夫说：“至少在英国，也许还有德国，核心家庭很可能是主导的家庭形式。”
        在这时，父母们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仍能获得许多帮助。富有的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会雇用住家保姆、厨师和清洁工。贫穷的家庭则继续在庞大的家庭结构中生活了几个世纪。但教会使得强大的家族分裂，可能由此引发了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的连锁反应。在这项研究中，约瑟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一个社群受到天主教会婚姻限制的时间越长，其中的成员的思维方式就与现代西方人越相近，也就是说，他们重视个人主义、不墨守成规等西方人所特有的心理特征。
        我们并不能确定天主教会就是让西方父母如此奇怪的原因。两个通过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并且，我们一些“奇怪”特征最显著的养育方式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但仔细思考后你肯定会发现，个人主义在“奇怪”的社会背景中十分显著，它是在缩小了的家庭结构的作用下产生的，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
        如果你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你对别人有很多义务和责任。你必须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照顾生病的奶奶，或者为你的表亲做饭——你必须体谅他人的需求，必须跟随着大部队行进。你的个人需求必须让位于和他人的交往与合作。你是拥挤而又互通有无的池塘里的一条小鱼。当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时，每个人都从同一个锅里吃同样的食物，没有任何例外。
        现在，家庭成员缩减为两个已婚成人和两个孩子，很多这样的义务都消失了。合作不再必要，隐私无处不在。我们失去了与人打交道和容纳他人所需的技能。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满足个人的需求和喜好。数百年过去，你最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吃饭时，每个人都吃不同的菜、配不同的酱汁，对应该如何准备和享用一道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个人主义至高无上。可想而知，孩子们会变得无比专横，让人难以忍受。

        西方人注重科学，东方人喜欢辩证。科学的可证伪性证明了科学有不科学的时候，而辩证关系是不会出问题的。

        西方在跌跌撞撞成长，我们却努力学习西方。值吗？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个人主义的泛滥，在个人主义主导的社会中接受他人帮助的可能也被弱化了。

        我们的教育需要从学习西方的泥潭中走出来，需要从传统中找寻智慧。

        要对我们的民族与文化有信心，多从老祖宗那里汲取精神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