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芬奇是一个“不一般”的导演，他拍摄的“现实”或者“非现实”的暴力电影，诸如《七宗罪》与《搏击俱乐部》，始终带给观众一股黑暗、残酷和疯狂的感觉。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拍摄《天生杀人狂》的导演奥利弗·斯通是在库布里克之后，敢于对国家和制度的暴力进行深刻批判的电影导演，那么，大卫·芬奇则将这种批判带入更加黑暗的、不可逆转的、人类暗藏的原始兽性之中。
《七宗罪》中的暴力与宗教纠缠在一起，似乎让人感受到宗教信仰极端之后的疯狂，其实剥离这层外衣，那下面隐藏着的是人类最原始的动物性。那个残忍的杀人犯，堂而皇之地借用《圣经》的名义，杀掉他自认的“罪犯”，甚至在最后，用自我牺牲完成“七宗罪”的清洗，这些都在说明，人类不管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不管用如何美妙的词汇来修饰自己的进步，也不管如何目空一切看待自己引以为傲的所谓文明，依旧还是不能剔除掉原始“吃人”的野兽DNA。从前，我们浑身赤裸直接“开吃”，现在我们穿着衣服，用刀叉充满仪式感地“吃人”。所谓宗教信仰，在电影里，只是在这“吃人”的过程中一种自我催眠、自我麻醉的方式。
到了《搏击俱乐部》，大卫·芬奇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暴力，他让个人的革命勇气变成一种阶级的觉悟。这种觉醒如同中国二三十年代，坐拥千亩良田的地主子弟，为了颠覆腐朽的世界，放弃家庭的种种优渥生活，投身于一场并非胜券在握的战争，即使死亡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个世界已经彻底完了，唯一挽救的方式，便是更加彻底的砸烂再重塑。
《搏击俱乐部》里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发现了真理，不停地对现实生活进行“除垢”。所有的既往的规则，在他们看来都是落伍的，都是退步的，都是反革命的。他们抽烟、喝酒、吸食毒品，然后让重金属的音乐充满自己的耳朵与大脑，然后，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向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进发。可是颠覆破坏的过程固然美妙，但是建立一个自认完美的世界，却是难上加难。当他们受到了重大挫折之后，他们开始在革命与妥协之间游走，内心极力抗拒种种“污染”内心的“糖衣炮弹”，可惜最终在玉石俱焚之中走向了毁灭。
美国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经过“沉默的50年代”，到了60年代，经济已经强大，吃饱饭后，嘴空了出来，思想日趋活跃，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上的自信，自信伴随着反省与批判，所以，从60年代开始，好莱坞借着这股东风，开始拍了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而这股风潮，虽然在70年代末开始陷入了低谷，但是并没有停滞，依旧在慢慢地发酵，经过80年代保守主义的回归，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一股反省风潮又开始冒头，而大卫·芬奇的《七宗罪》以及《搏击俱乐部》便是60年代暴力电影的一次重新演绎。
其实，暴力电影在90年代的蓬勃发展，除了风潮使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看似苏联的解体让美国俨然成为唯一的世界强权，甚至可以号令天下，它的文化覆盖全球，但是，这些统统都是虚名，如果美国国内没有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不管外部表现如何强大，最后都无法持久。
古人云：“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自满则败，自矜则愚。”况且盛极必衰，美国政治精英仗着冷战的胜利，将己方的胜利统统归结于“完美的制度”，丝毫不去反省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偶然性，骄傲自满地固守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美国普通选民，对于政客的表现越来越没有了信任。这也为其后的黑人奥巴马与保守的川普的上台埋下了伏笔。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好莱坞，在整个90年代，拍摄的大部分经典电影，都有一种济世救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而在所有电影里，暴力电影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忧虑与不安。可以这样说，90年代的暴力电影甚至比美国普通选民更早地捕捉和感知到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而《搏击俱乐部》在90年代的暴力电影中，表现得异常深刻，它直接道出20世纪年轻人思想上的困惑与迷茫，同时也用寓言化的形式，从一个侧面刻画了那个时代两大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史。而这种斗争，在可见的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并且不会比上个世纪更加轻松，甚至可能还要残酷。
好莱坞的暴力电影也会继续拍下去，只不过外壳已经不是那个曾经的外壳了，但是内涵，则绝无可能变化，因为，这就是人类数千年一直思考、挣扎、追求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