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住的那个令人怀念的宿舍现在早已无影无踪，而宿舍围墙外面的那条路依然存在。每次回国期间只要走到那一带，一种穿越到那个年代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当年宿舍里的人和事仿佛就在眼前，儿时的记忆挥之不去，往事并不如烟……
那个宿舍的D区有五排二楼的房子，每一排上下加起来有十二户。我家住在最后第二排的中间。那排楼下的六户面对着前面一排二楼的六户人家。中间的那条水泥道是每家每人要进家门前的必经之路。这十二户人家，每家都有孩子。他们的家长职位不同，有行政干部，教授，医生，护士，小学和幼儿园老师，还有一位艺术家。
文革之前，这十二家的大人小孩常常碰面，大家客客气气，很有礼貌。同龄的孩子们老在一起玩，大人们有时会聊聊天。住在我们对门的陈叔叔是爸爸的同事，他夫人是另一所大学的老师。有一次，爸爸带着我们和陈叔叔一家去虹口公园看烟花，我们小孩子非常高兴，看着天上五彩缤纷的烟花，吃着糖果和花生米，听大人们评论着空中绽放的烟花品种：“看看，今年这个好像是新品种哪！”
我家楼上住着的那家，妈妈是大学图书馆员，忘了爸爸是干什么的了。妈妈姓梁，爸爸姓杨，外婆总是把他们两的姓错套在他们的名字上，为此爸爸总是一边笑一边给外婆纠正。他们的三个孩子比我们大许多。那年他们家大儿子考取了大学，小女儿考取了当地最好的初中，邻里之间互报喜讯，大家都很高兴。爸爸就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像楼上的哥哥姐姐一样”。
小学一年级时，为了支持古巴革命，团结亚非拉国，学校里组织了合唱队，我也被选在其中。那天晚上的演出是在旁边一所中学的礼堂。老师规定我们要穿白衬衫蓝裤子，还要戴上红领巾。记得对面同学的哥哥和隔壁楼上的哥哥也在合唱队，他们比我大几岁。他们除了要唱歌，还要在前面跳简单的舞蹈。那两个哥哥扮演非洲孩子，脸上抹得乌黑，楼上的哥哥一双大眼睛就更显得炯炯有神。那天晚上，我穿上了新的白衬衣，蓝裤子，戴上红领巾，妈妈帮我把辫子梳得整整齐齐，跟着哥哥们去演出，心里真是开心得不得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中间两家傍晚总是把小桌子放在外面，大家围着吃晚饭。吃完晚饭，大家就围坐着纳凉。纳凉时，爸爸常常给我们讲西游记的故事。隔壁的小孩们，特别是对面的哥哥总喜欢来听爸爸讲故事。爸爸讲故事总是用苏州话开头：“唐憎，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噔噔噔噔（苏州话形容走路的脚步声），一路到西天去取经……” 然后接下来就是西游记里的一个故事，每天讲的故事都不同，我们每次都会为故事里的猪八戒笑得合不拢嘴。
对门陈叔叔的母亲是浙江绍兴人，有时会来住一阵子，我们叫她恩纳（绍兴话奶奶）。她是小脚，而我外婆却不是小脚。我就问外婆为什么没有像对门奶奶一样的小脚。外婆说她小时候三岁多时，妈妈在生她弟弟的时候就死了。三岁多的女孩该是裹小脚的年纪，家人也给她裹了，但是外婆哭闹了三天三夜，她爸爸觉得小姑娘实在太可怜了，就让家人把裹脚布给拆了。外婆说她幸运，没有被裹小脚，不过她的脚被裹了三天三夜，骨头没有断，可脚趾还是被裹过，所以每个脚趾都并拢得很紧，我看了以后，确实感到她的脚与我们的有点不一样。小脚的奶奶隔几天就要把长长的裹脚布放开来，洗了晒干，然后再一层一层地裹上去，为此，我看见过两次她的小脚，真是好可怕呀！
我家一排最头上的那家是个医生，戴着一幅金丝边的眼镜，十分斯文，看见人就微微一笑，点点头。每天上下班推着一辆自行车走过中间的水泥道。我们小孩子叫他姚医生，他的太太是大学外文系的，我们叫她王老师，也戴着眼镜。在夏天纳凉的时候，我们总会听见他们夫妇唱歌，有时唱英文歌，姚医生有时还拉手风琴。他们家的三个孩子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玩，记得那个姐姐也会拉手风琴。
姚医生家对门是经济系的马教授。他比较严肃，平时不拘言笑，看见人只是点个头。有时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哼着京剧的曲子。他的夫人是个小学教师，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长年住在市区外婆家，偶尔才回来。马教授夫人有点神经分裂症，不时在家里会大吵大闹，搞得他的孩子在外面都有点难为情了。
对面楼上最后一家，女孩比我大，她爸爸在杭州美术学院工作，平时不常回来。她妈妈是中文系的老师，她的弟弟和我弟弟差不多大。因为他们和我家是同乡，和外婆说话都说苏州话。我和外婆有时去他们家，看见墙上有好多字画。我们小孩子也不懂，只是觉得他们家里和别人家有点不一样。后来才知道，那个在杭州美术学院的老师是著名的雕塑家许叔阳，他的中文系的太太也擅长国画。
艺术家对门住的是经济系的教授，姓伍，两个男孩与弟弟差不多年纪。家里有个帮他们做家务的亲戚，因为她抽烟，所以大家就叫她“香烟好婆”。香烟好婆小小的个子，嗓子倒是不小，叽里呱啦地，总是说笑话，和谁都可以拉家常。她常常来和外婆说话，有时还十分风趣，大家都很喜欢她。
斜对面的楼上有个漂亮姐姐，每天都会唱着歌，拿着饭盒去买饭菜。她姓丁，有两个弟弟，妈妈是托儿所所长，爸爸是大学的行政干部。我总是羡慕她去食堂打饭，有次我问妈妈：“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买饭菜呢？”妈妈说：“你小孩子不懂，人家家里妈妈忙，没人做饭，我们家有外婆，不用去食堂。”
对面楼上是我的同班同学，她姓王。妈妈是托儿所老师，爸爸也是学校的行政干部。她哥哥就是合唱队里演非洲孩子的，她还有个弟弟。这个同学跳绳跳得很快，学校里要跳绳比赛，我练啊练，还是比不过她。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一起跳橡皮筋，在地上画了格子玩跳房。
隔壁家的弟弟，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不幸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双腿瘫痪。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只能坐在窗口看着别的孩子玩。他有个哥哥，非常调皮。他们的爸爸也姓陈，是中文系的，说话带有福建口音。或许是因为他家没有女孩子，他们父母对我们十分关爱。
那个时候，在这条水泥道上每天出没的大人小孩，虽然物质匮乏，可他们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孩子们也都无忧无虑，充满了快乐，直到文革的到来，家家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在上四年级。记得学校从六月开始停课，学校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几个住在市区里的老师被当作资产阶级批斗。宿舍里的气氛也开始变得相当紧张，每家大人的脸上都带着十分沉重的表情，我们这样大的小孩子都被大人管住，平时只能待在家里。
有一天，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外面有游街了，” 好多孩子都跑了出去。我跑出去的时候已经晚了，没有看见游街的场面。对面的同学告诉我，被游街的是别的宿舍的大人。过了几天，又有人叫了去看游街，我也跟着跑出去。我吃惊地看见对面同学的爸爸王叔叔和漂亮姐姐的爸爸丁叔叔都在车上，他们的双手被反绑着，头上带着高帽子，背上贴着标语。王叔叔平时总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他虽然个子不高，但腰板挺直，走路健步如飞。外婆总是说，“你看，他身体真好，以后会长寿的。” 外婆说得还很准，王叔叔至今还活着，已是97岁高龄。丁叔叔个子很高，他不太说话，却是个很和蔼的人。这两个叔叔都是学校里的干部，他们怎么啦？为什么在游街的车上？我正在纳闷，迎面跑来我的同学，她什么也没说，一脸惊恐，急忙跑了回家。
过了几天，外婆说里弄小组长李太太自杀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把我吓懵了。李太太是我同学小芳的妈妈，她们住在C区。小芳妈妈是四川人，她爸爸是物理系的教授。我和小芳是很好的朋友，我常去小芳家玩。以前我们曾经在暑假期间到小芳家去办连环画图书室，几个宿舍里的同学拿着自家的连环画，大家可以交换着看。小芳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拿糖果招待我们。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她家玩，小芳的妈妈正在腌咸肉，她告诉我，腌咸肉的时候，要先用糖擦在肉上，然后再擦盐，这样可以使肉更鲜。我虽然听不太明白，但看她说得头头是道，我感到很新鲜。
有一天，爸爸回来时一脸忧伤。对面的陈叔叔，还有前排的董叔叔，都来到我家，三个大人在一起低声交谈，大家都显得很悲痛。原来是他们的好友任叔叔自杀了，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一个才三岁的幼儿。任叔叔是爸爸和董叔叔的大学同学，也是他们的好朋友，他在另一所大学工作。他的妻子是爸爸系里的老师，我们叫她陶阿姨。我还记得陶阿姨生孩子时的情形，那个男孩和弟弟差不多大。
又过了几天，突然有人说对面漂亮姐姐的妈妈，那个托儿所所长也走上了绝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前几天我还看见她骑着自行车去上班。那一阵，连着几天看不见丁家的漂亮姐姐去买饭菜了。她的小弟弟有天在外面徘徊，好像不知所措。外婆后来把他叫到家里给他吃了顿饭。只听外婆说，“作孽，作孽呀……” 没几天功夫，又听说隔壁楼上的叶教授自尽了，那时叶家的两个孩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啊！
忽然间又听说姚医生和马教授也都受冲击了。姚医生失去了脸上的笑容，每天上下班急匆匆地推着自行车走过那条水泥道。马教授更是皱着眉头，再也听不见他哼京剧曲子了。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几乎生活在惊恐之中，经常听见今天这家的家长被斗了，明天那家被抄家了。我偶尔还听妈妈说她学校里的事，当时也听不太懂，当然父母也是尽量不让我们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宿舍里有一段时间出奇地安静，听不见大人的声音，没有孩子在外面玩，有的只是恐怖和惊吓。漂亮姐姐的妈妈前几天还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怎么一下子没了呢？楼上叶教授的音容笑貌似乎仍然就在眼前，他怎么也死了呢？我的心里每天都感到惶恐不安，害怕哪天灾难会突然降临到我家……
可怕的那一天还是来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好像是在暑假。爸爸妈妈已经去上班，我和外婆在对面楼梯口的阴凉地方剥毛豆。突然看见一群红卫兵，押着爸爸闯进家里。他们不让我和外婆靠近家门口，我们只听见他们在里面抄了一阵，从家里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把爸爸带走了。家里书橱、衣柜和箱子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地收拾凌乱不堪的家。晚上听外婆和妈妈在说，红卫兵抄去了一套爸爸的西装和领带，爸爸的三弦和琵琶以及所有的线装本古书，另外还有所有的照片和照相本。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回来，妈妈也没有和我们细说爸爸不回来的原因，后来我们知道爸爸被关在学校隔离审查。几天后，半夜突然有人来敲门，我惊恐地立即起来。当时我和外婆睡在后面房间，几个红卫兵闯进来后，命令我和外婆出去，他们粗暴地撬开地板，想从里面找出什么东西。那块地板本来已经坏了，前些日子爸爸刚把它修好。红卫兵忙碌了一阵没找到什么，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撬地板的原因：爸爸读大学时曾经在一个教会学校教过书，红卫兵认为爸爸是特务，再加上爸爸平时爱装矿石机，也就是后来类似的半导体收音机，他们由此认定爸爸装半导体收音机是为了发报，而发报机就藏在那块被修好的地板下面。现在想来真是荒唐至极！
过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切算是比较平静了，爸爸也被解除了隔离。可是别的事又来了，几乎每个大学老师都要去五七干校劳动。对门的陈叔叔和他夫人必须在同时间去干校，这样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只能把儿子送到浦东的外婆家，女儿由我父母和外婆一起照看。那段时间，我和妹妹还有这个女孩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星期。
浩浩荡荡的革命在继续，孩子们也在家长受冲击的阴影下逐渐长大。漂亮姐姐的妈妈去世时，她正是青春期的年纪，但却必须强忍极度痛苦和悲伤，担负起照顾弟弟们的责任。我的同学小芳，自妈妈去世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一个曾经总是充满欢笑的女孩，从此失去了脸上的笑容，变得沉默寡言，大家都不愿和她多来往了。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这些宿舍里的孩子们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