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208天《尽心下 凡三十八章》14.19
原文阅读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
字词注释
[1] 貉稽：古人名。
[2] 理：顺。
[3] 肆：发语词。殄：绝。
[4] 殒：失去。问（wèn）：名声。
译文参考
貉稽说：“我被众人大肆诋毁。”孟子说：“没有关系。士人常被多嘴多舌的人怨恨诋毁。《诗经》中说过：‘忧思重重心头绕，怨恨我的小人真不少。’孔子便是这样的人。《诗经》中说：‘不消灭别人的怨恨，也不失去自己的名声。’文王便是这样的人。”
核心内容解读
从这段简洁而深刻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非议的哲学应对。貉稽因遭众人非议，忧心忡忡地告诉孟子“稽大不理于口”，孟子则以“无伤也”三字坦然应之，并引用《诗经》为证，阐述士人当如何面对非议。这段看似简单的对话，实则蕴含着儒家思想中关于个体品格、舆论压力与道德自持的深层思辨。
貉稽的焦虑反映了战国士人的普遍处境。彼时，“士”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其地位与声誉高度依赖舆论评价。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语境下，士人既需通过言论与学说获取影响力，又不可避免地卷入是非漩涡。貉稽所谓“不理于口”，正是这种困境的生动写照——他的德行或主张遭到了众人的批评与否定。在一个人际评价直接影响仕途与社会地位的时代，这种非议足以令人忧惧。
然而，孟子以“无伤也”三字，斩钉截铁地化解了这种焦虑。这并非轻率的安慰，而是基于对士人本质的深刻理解。“士憎兹多口”一句中，“憎”字尤需细品。它并非指情绪上的憎恶，而是对“多口”现象的清醒认知与价值疏离。孟子敏锐地指出，真正的士人本应超脱于流俗议论之上。因为舆论往往是盲目的、多变的、受制于利益与偏见的，若士人的自我价值完全系于外评，则必然丧失精神独立。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孟子展现了他娴熟的“经典诠释”能力——援引《诗经》为精神典范。他首先引用《邶风·柏舟》中的“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并直言“孔子也”。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遭遇隐士讥讽、权贵排挤、弟子质疑，可谓“愠于群小”的典型。然而孔子虽心怀忧虑，却从未改变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救世初心。这里的“忧心”并非因非议而自我怀疑，而是对道不行于世的深沉悲悯，是仁者胸怀的体现。通过将孔子形象与诗句互证，孟子巧妙地告诉貉稽：圣贤亦曾遭非议，但这无损其伟大，反而彰显其超越时代的品格。
紧接着，孟子引用《大雅·绵》中“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来描述周文王。“不殄厥愠”意味着不消除他人对自己的愠怒，“不殒厥问”则指不损害自己的声誉与德行。文王作为儒家推崇的圣王，在商纣统治下面临猜忌与压迫，却能一面保持政治克制，一面修德振民，终为周朝奠基。这句诗揭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处世智慧：面对非议与敌意，不必强求其消失，关键在于自身“问”（名誉、实质）的持守与提升。当个体德行足够光明，真正的声誉自会超越一时一地的毁誉。
这两处引诗构成了精妙的渐进逻辑：从孔子之例可见非议之难免，士人当保持“忧道不忧贫”的内省；从文王之例则可见，面对非议应有“不殒厥问”的积极建设。前者重在“不惧”，后者重在“有为”，共同指向士人修己安人的根本使命。
孟子这一番论述，不仅回应了貉稽的个人困境，更触及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安顿自我、践行理想。它区分了“声誉”的两个层面——一是流俗的、暂时的口碑，二是基于真实德行的、历史性的名誉。士人当追求后者而非前者。这与孔子“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思想一脉相承，也与后世“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士大夫精神遥相呼应。
在战国纷扰的舆论场中，孟子的回答宛如一剂清醒剂。他提醒士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征服所有批评的声音，而在于在批评中保持“不动心”，将精力从辩白与迎合转向内在德性的培育与外部功业的建树。这种态度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以更坚韧、更智慧的方式入世——既然非议如影随形，不如让自身的德行如日月光华，令影自显其短。
千载之下，貉稽的具体是非早已湮没无闻，但孟子这番话却持续叩问着每一个在群体压力与自我坚持间徘徊的灵魂：我们是否有勇气在“不理于口”时依然相信“无伤”？是否有智慧在“愠于群小”中不忘“不殒厥问”？这或许正是古典智慧最恒久的价值——它不提供免于非议的幻想，却赋予我们涵容非议的胸襟与超越非议的追求。
背景知识介绍
“君子”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人格特质（下）（节选）
西方的“绅士”人格与骑士精神密切关联，因此突出的是务实的技能和勇敢的气魄。这也使得“绅士”的人格不具有内省体悟的静修气质，而体现为通过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行动来解决现实问题，以有成效的实际结果来兑现自身对社会的责任，并见证自身的善良、高贵的品质。因此，“绅士教育”培养的是一种有德、务实、能干的人，这种人既具有高贵的道德品质，又具有开拓事业的才干与胆识，在日常言行中体现为挺身而出、庇护弱小、尊重女性、乐善好施、慷慨大方的做派。
可以看出，这些特质与君子人格的一般品质，即孔子所谓的仁、智、勇“三达德”，有所对应。不过，由于“君子”政治人格与道德人格之间不平衡的消长演变，仁、智、勇三德之间也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概括说来，在先秦的君子人格中，三达德尚有相对平衡的体现；但是，秦汉之后，儒家在君子人格的塑造过程中，随其臣属地位的固化和臣属意识的内化而渐渐丧失了仁、智、勇之间的互动共生性，而是侧重将“仁”的外在体现——“礼”置于绝对统摄的地位，致使“智”、“勇”之德日益边缘化。在秦汉至宋明的漫长岁月中，“仁”德的培养通过两种途径落实：一是在书斋中、玄思中体悟仁道，不事稼穑，远离工商，不求事功，从而使得君子人格凸显出一种人文哲思的学者气质；二是集中落实为对于伦常礼法规范的自觉践行和自我省察，全面的礼仪化使其对勇武之术日渐疏远（即便保留了射御之术，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礼仪而存在），形成了一种长于礼仪教化的文士做派。由此呈现的内仁外礼的君子特质明显地区别于以智、勇见长的绅士。尽管这些差别不是单一原因所致，但恐怕与儒家本就是相礼的文士出身有关。事实上，传统儒家的惯常生活方式与绅士存在明显差异，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英国绅士要求严格、酷嗜骑马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绅士典型的学者生涯恰成鲜明对照。”
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智、勇之德的弱化，古代传统君子往往缺乏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实用性知识与技能，在面对现实危难之时也少有君子具备挺身而出的勇气，以至于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偏颇印象：“真正的绅士决不在危险面前止步……君子的标准里就不包括这一条。”然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屈本就是孔孟儒家所强调的，而且儒家君子不乏义勇之士。例如：王夫之所谓“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就是将“勇”作为君子的标准之一，而且落实到自身的行动之中。因此，我们要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君子人格的独特风貌，而不能笼统论之；同时也需要在现代君子人格培养中重视仁、智、勇“三达德”的平衡发展。
（完）
参考资料
《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曾振宇，青岛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