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像是陷在一片一望无际的荒芜中，身心无处安放。
如果不曾有过，那么我要恭喜你，你一定过得很好，很安定。
如果有过，那么我同样要恭喜你，这是命运在催你奋进，你一定可以找到方法穿越那片荒芜。
今天，我们来讨论苏轼，讨论他的“豁达”——人生中一场历经磨难、淬火重生的精神跋涉。沿着苏轼生命的轨迹，去看看他是怎样穿过他的那片荒芜之地的，去看看一颗心灵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碎裂与重塑中，走向最终的圆融通明，获得安定。
苏轼生于四川眉山，深厚的家学与自由的山水滋养了他博大的胸怀与奔放的才情。21岁时与其弟苏辙随父苏洵出蜀赴京，第二年便以一文《刑赏忠厚之至论》震动文坛，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说他：“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此时本就是壮志满怀的少年，胸怀“致君尧舜”的抱负，自信张扬，更是借着欧阳修的这句惊呼成为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往后仕途自是通达。
初入仕途的他遂在就任途中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扑面而来的是对往后壮阔人生的展望。
不过，少年意气往往也不是全然无害的。王安石变法时，苏轼看到新法执行中的弊端，秉持书生意气，连续上书直言，结果不容于朝。
苏轼只得自请外放杭州，任杭州通判时，他一方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闲适，另一面也有“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的苦闷。不过此时的“豁达”，更多是山水间的暂时排遣。
苏轼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断裂发生在乌台诗案时。此时，他因诗文被诬陷讥讽朝政，在湖州任上被捕入京，被羁押在御史台中长达一百三十天，几近死地。
从名满天下的士林领袖骤然沦落为阶下囚、贬谪犯。巨大的荣耀落差、生死一线的恐惧，使他第一次对自身命运和仕途理想产生根本性怀疑。
这是他精神世界的第一次彻底崩塌。
他在狱中他直面死亡，骨肉深情与无尽悲凉朝他袭来，他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后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劫后余生，初到黄州后，他在惊魂未定中写下：“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惊惧、孤寂、贫困包裹着他，但他并没有在困境中就此沉沦，而是主动走出去。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结交方外友人（如僧道潜）、本地士庶（如潘酒监、郭药师）；游赤壁，访寺庙。
他将渺小的个体投入到恢弘的历史时空中，以此化解生命虚无的焦虑。他写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他全然将自己投入具体的生活中，从最困苦的生活中，发现最朴素的乐趣。他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这是一种接地气的、充满烟火气的豁达。
他积极地将个体精神融入到外界自然中，通过自然探索内心的归处。他写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通过劳动、交友、思考与艺术创作，完成了第一次精神的涅槃，找到了超越荣辱得失的支点。
“人生如梦”并非消极，而是一种在认识到必然性之后的释然，以酒祭江月，是与天地自然达成的和解。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一连串主动的心理选择后，最终会抵达的纯粹平静，它超越了对顺逆的分别心。
它不再是杭州时期的暂时逃避，而是内化为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接受现实、拥抱日常、在艺术与自然中寻找永恒、以“变与不变”的视角俯瞰人生起伏。
可以说，黄州给了苏轼以通透，使他能冷眼看穿繁华背后的虚无与危机。所以当旧党再次回朝，苏轼再次得以升至高官时，他说：“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人世多无常，潮来潮往，唯多真挚。苏轼此时的心境想必也是“身在朝堂心往江湖”的。
新旧党争，正如潮来潮往。当新党再次掌权，苏轼的人生再次崩塌，他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一路南贬，先被贬至惠州，再至儋州，这不同于前期被贬黄州，它仅次于死刑。
如果说黄州是淬炼，那岭南海外对苏轼来说则是终极考验。他已经修炼出通透了，想必也不害怕了。真是如此吗？
在《与程秀才书》中，苏轼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这句话是苏轼最脆弱、最真实的瞬间。他不再有黄州时“何时得出”的疑问，而是彻底承认“无望”的绝境，外部世界的希望彻底湮灭。以此来看，我想即便他的心境已至通达，也免不了无望的苦熬。
然而，正是这种彻底的“无望”，逼迫他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为壮丽的飞跃——在现实的废墟上，建立起完全自足的心灵王国。
他在苦难中发现甜蜜，以幽默自嘲化解流放之苦，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以快活之心来度日，说：“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当然也因此让有心之人觉得他太快活，紧接着又被贬到更远的儋州。
被贬儋州之后，物质更是极度匮乏，但他却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在众“无”中找得“一幸”，这是一种极致的乐观。
在儋州，他办学堂，介学风，培养出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将贬谪地变成了文化传播的灯塔。
后来，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这时苏轼已走到生命的最终章。途经金山寺时，看着李公麟画的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小时候读到这首诗，以为苏轼所说的功业，指的是自己在贬谪地所作出的功绩。但后来再读，才慢慢领悟到，他所谓的“功业”，或许根本不在朝堂，而在心灵与文明的疆域。
他在一生漂泊无定，却在颠沛流离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定。这安定，不在外境，而在心境。正如他借柔奴之口说出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常常在想，人为什么会陷入无尽的精神荒芜中？
或许，是我们太积极了，太积极地想要获得成功，太积极地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等等等等。这些面貌多样、无限膨胀的欲望，让我们陷入精神的无尽散乱之中，不知所措，不知所止。
苏轼为什么能在精神的跋涉中穿越荒芜，获得安定？
我想，那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
安定，或许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选择。
在变化无常如“飞鸿雪泥”，充满偶然的命运中，苏轼主动选择自己的心境，选择接纳无常。我们本无法掌控命运，我们能控制的唯有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吟啸徐行”的心态选择。
苏轼扎根生活，始终活在具体、生动的日常中，他主动去探寻那些不可磨灭的具体之美：无论东坡耕田、惠州品荔、儋州食蚝，还是研制美食、酿酒、烹茶，这些都他是对抗虚无最坚实的力量之源。他以艺术创作消化苦难，超越困境。
他懂得将小我放低，将其融入更宏大的人类命题中，主动去建立新的社会连接与生命意义。他在杭州治水，在惠州助修桥梁，在儋州教书育人。这些对他人的贡献，消解了个人命运的飘零感。
通过这些，他穿越了那片荒芜，最终抵达纯粹的平静之地——安定。
愿我们都能穿越那片荒芜，迎来“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安定。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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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公众号：风过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