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的农村在县城西边，通上电的那一年是1973年，比县城东面的某些村庄，要早整十年。之所以有深刻的印象，是那年邻居家发生了重大事故，晾衣服的铁丝被无意中串了电，邻家奶奶为救自己的儿子，触电死亡。

通了电，有了路灯，全村都亮了起来。那时小，对什么也好奇，用弹弓射路边电线杆上的灯泡时，被大人发现狠嚷了一次，才知道不对，也幸亏准头不好。

到了晚上，一家人聚集在明亮的电灯下，母亲在纳鞋底，奶奶在纺棉花，爷爷在督导我写作业。若干年以后，这样温馨的画面还固执地在眼前闪现，让疲惫的我瞬间注入力量，冲破眼前的种种坎坷。

爷爷奶奶母亲都不识字，父亲识字却在外工作，但爷爷经常劝我学习，说只有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有出息。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但是喜欢爷爷笑，可前提是我必须在作业本上写东西，写得越多，他笑的时间越长。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时流传深广的一句话。对于好满足的我来说，相比较原来的煤油灯，有了电灯就很不错了，将来再有了电话，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也不再奢望什么楼上楼下。但开始那几年，电就像这次疫情中的川普，特别的不靠谱。本来正说的热闹，突然就断了电，大家都是不约而同的一声叹息，然后奶奶很利落地摸出煤油灯，熟练地点上，漆黑的屋子里便重新有了光亮。

没有人埋怨，没有人骂，更没有人想到投诉，习惯了煤油灯的时代，对能不能长期享受电灯，没有太高的欲望。贫穷的时代，物质虽匮乏，思想也很单纯。

那时的煤油灯是买的，虽然需要花钱，但从没人想着自己做一个，油也是买的，叫“洋油”。现在再想想，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年代，大家都习惯了按上级的统一步调运作，也懒得思考什么创新。那些金点子都是干部的事，一个小老百姓，不去给领导添乱就好。

煤油灯使用棉绳灯芯，灯头通常用铜片制成，而灯座和挡风用的灯筒则用 玻璃。灯头四周有多个爪子，旁边有一个可控制棉绳上升或下降的小 齿轮。灯座内注满煤油后，棉绳便把煤油吸到绳头上，只要用火柴点着绳头，并罩上灯筒，灯光便亮起来。由于有玻璃罩能放大光，比不用灯罩那黄豆般摇摇晃晃的火头，强了太多。

那时最高级的煤油灯，叫“马灯”。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是在生产队的牲口棚。爷爷是饲养员，晚上给牲口加料的时候，必须使用马灯，当时一个生产队只有两个，另一个是队长经常提着。要知道，那时候手里能提个马灯，绝对是身份的象征，犹如九十年代的大哥大，二十一世纪的宝马车。

马灯又叫“气死风”灯。和煤油灯比，它灯罩的上口也固定，火苗几乎是全密封，再大的风也不好吹灭。灯体是铁的，上有一个带盖的口，能加油，还有一个旋钮，可以控制灯光的大小和亮度。

马灯比煤油灯高级，可后来却被手电筒代替。开始时干部用的是两节干电池的手电筒，群众用马灯；等干部用了三节的，群众开始用两节手电筒；当家家户户都有了手电筒时，就不再用马灯。

渐渐落了伍的马灯，常常被挂到院子里，有时候停电了，晚上一家人便就着昏黄的灯光，一边唠嗑，一边剥玉米穗。这个时候，地已分到户，日子逐渐好起来，但电力还是不足，经常“压负荷”，停电仍然是常态。那时收割玉米，是先把毛穗抢收到家里，然后抽空再剥成光穗，待光穗晒干了，用机器粉碎，剥离出玉米粒，卖到粮站去。

马灯下，搓过草腰，捶过黄豆秸，剥过霜后的棉花桃。草腰用来收麦子用。收了小麦，除了给国家上交公粮，留足全家一年的细粮外，若有剩余，也像玉米一样换成钱。黄豆多是在田间地头种的，见缝插针，不浪费一点土地。煮汤的时候放些黄豆，闲暇的时候炒些黄豆，慢慢嚼着吃，脆生生嘎嘣嘣的，满口香。棉花每年是必种的，事实上家庭状况彻底好转，也是因为种棉花那几年，一大包一大包棉花，转眼就变成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心里总是流淌着甘甜。

上高中时，我们还用废弃的墨水瓶，自制过煤油灯。在瓶盖中间钻一个孔，用一小块铁皮卷成一个圆筒，圆筒中小心塞进去一小撮棉线，再将这个圆筒插进瓶盖上的小孔，一探到底，就是灯芯了。

那时候也可以买蜡，但绝没有点煤油灯便宜。一个40人的教室，有了几个点煤油灯，第二天便会发现鼻孔一层黑，所以洗脸时擦鼻孔，便成了很必要的一道工序。

每天的两个晚自习，断电的时候越来越少，熄灯后自己加班了几次，可困得实在顶不住，所以，这样的煤油灯，并没有用多长时间。也幸亏这样，没有熏黑肺。

转眼之间，煤油灯已成为了历史，想起烧过头发，烧过眉毛，总有些记忆缓缓失落的伤感。但又能怎样呢？时光的车轮飞速向前，有些东西注定要被淘汰，社会必然要向前发展。

我想，即使多年过后，这记忆中黄豆般的煤油灯光，依然会照亮我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