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文化高官
两位文化高官：一位是王安石，一位是司马光，他们恰恰都与苏东坡有过交往。
王安石、司马光确实是高官，而且是高官中的高官，都拜过相，也就是先后担任了朝廷的行政首脑，他们担任宰相都不是那种太平阁老，而是观点鲜明、敢作敢为、风风火火惊动朝野的铁腕能臣。
王安石司马光在担任最高行政首脑之前已经是顶级文化星座。王安石是顶级文学家，司马光是顶级史学家，这就是说行政上的最高和文化上的最高合成了一体，这在中外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也找不到后续。
按照中国的科举制度，历代高官都是有资格的文化人，但他们都不是顶级文化星座。反过来，有些文化大师也会做官，但一般做不到宰相来指挥全国。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行政权力借用了文化基本逻辑，仍然是行政而不是文化。但是当文化上的最高掌握了行政上的最高，情形就不同了，文化的系统性、完整性、明确性、号召性、鼓动性就会强悍地呈现出来，而一般行政运作中的协商、妥协、模糊、兼容却大大减少。
王安石变法就是按照完整的文化逻辑来实施经济改革的，带有极大的理想成分。他要宋朝摆脱沉重的经费负担而求得富裕，并取得了雷厉风行的效果，国家的财政状况果然大为改观。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他简直就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把改革推进到金融管理，并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左右行政体制。司马光则从东方哲学的保守立场认为天下的财富必有定数，突如其来的国富举措必然会带来实质性的贫穷，而且会伤害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他主张祖宗之法不应变更，王安石则针锋相对，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坚定不移。
在不同帝王的支持下，王安石担任宰相时厉行变法，而司马光担任宰相时，废止此法，两人都干脆利落，文气饱满，响亮堂皇。
他们具体的历史功过，还可以不断研究，但他们都在国家行政的最高层级上吐出了一口文化豪气，而且为宋代的文化打出了两面奇特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