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讲学习和讲政治
第二节 讲政治(上)
公元962年四月,太常寺(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属)博士聂崇义晋献《三礼图》。
《三礼图》是针对中国古典礼制文籍《周礼》、《礼记》、《仪礼》的解释性图书,并附有大量图表以作说明。
赵匡胤诏令尹拙、张昭等儒家学者四五人共同参议、商榷,详定了宋王朝的仪礼制度。
公元963年二月,太常博士窦俨看同事聂崇义立了新功,也上言赵匡胤:“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
赵匡胤即命窦俨、和岘等改进朝廷的舞乐制度。经过这些儒学家的钻研、改定,大宋朝贺、宴会、上寿、郊祀、祭奠,都有相应配套的歌舞、乐曲。
至此,宋王朝的礼乐制度完备。礼乐制度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政治制度,从西周时期便有系统的体系。只是后来多次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公元963年七月,赵匡胤驾临武成王庙(指太公庙,专门祭祀姜太公及历代良将的庙宇)。
赵匡胤在两边长廊浏览一遍后,指着白起的像道:“吴起杀降甚众,很不厚道,怎么有资格在此配享?”命令将他撤除。
知制诰(起草诏书官)高锡政治敏锐性很强,立即上疏,说南朝梁代王僧辨等也不应该配享武成王庙。
赵匡胤觉得这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下诏让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等仔细甄别,武成王庙的配享良将,务必是功业善始善终没有瑕疵者!
张昭等经过仔细讨论,议定增加西汉灌婴,东汉耿纯、王霸、祭遵、班超,西晋王浑、周访,南朝宋国沈庆之,北朝后魏李崇、傅永,北朝北齐段韶,北周李弼,唐朝秦叔宝、张公瑾、唐休璟、浑咸、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后梁葛从周,后唐周德威、符存审等二十三人。
从武成王庙撤走战国时期的魏国吴起,齐国孙膑,赵国廉颇,西汉韩信、彭越、周亚夫,后汉段纪明,三国时期魏国邓艾,蜀国关羽、张飞,西晋陶侃,东晋杜元微,北朝北齐慕容绍宗,南朝梁国王僧辩,陈国吴明彻,隋朝杨素、贺若弼、史万岁,唐朝李光弼、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
赵匡胤览表后,下诏再增加春秋时期的管仲配享,其他照准。俗语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一朝天子一朝神”啊!
当然,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靠人才。
随着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对这些文官不能象五代那样,作为朝廷的摆设了,而是要切实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治世能力。
用文臣“知州事”、“知县事”,看似是赵匡胤在官场的发明创造,但“知州事”、“知县事”实际就是以前的郡守、县令,只不过新瓶子装旧酒,换个名目罢了。
所不同的是,赵匡胤还往各州派遣“通判”,“通判”地位比“知州”略低,但实际他有监察“知州”的权力,所以“知州”和“通判”之间经常有争权、扯皮的现象发生。
但赵匡胤肯定想:地方上两位主官再怎么争权、扯皮,总比一个人权力毫无约束从而产生造反的野心强多了吧?高明啊!
通判发端于大宋王朝,知识产权属于赵匡胤!
另外,赵匡胤还往各地派遣“转运使”,这个“转运使”最初就是负责收取地方上钱粮的特设官员,后来它的权力越来越大。
赵匡胤规定,各州除留有必要的办公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多余的部分全部解送京城,不得无故截留,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各地“转运使”。
至此,赵匡胤将自己派出的文官像撒钉子一样楔入地方,这些文官直接听命于中央,地方藩镇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彻底分散,根本无力和中央对抗,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从唐末到五代各地藩镇尾大不掉的后患被清除了。
天下之权统归朝廷,赵匡胤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关系犹如一颗大树,中央是树干,地方是树枝,无论树枝多么强壮、茂盛,始终都是树干的分枝,不能和树干抗衡,也无法压垮树干!
树干如果没有外力摧毁,大树永远屹立不倒!
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这也是大宋能够存在三百多年的原因。
佐料:《宋碑类钞》记载:赵匡胤登基后三年,秘密雕刻了一石碑,立在太庙正殿旁边的一小夹室中,称之为“誓碑”!
每逢新天子即位,拜太庙毕,由一不识字的小宦官跟从进小夹室,跪拜石碑前,默诵誓词,再拜后出,群臣都不知誓词内容。
靖康之变时,金兵虏徽宗、钦宗两帝北上,宫殿门户洞开。人们才看到“誓碑”。
石碑高八尺,阔四尺,誓词有三行: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罪,只在狱中赐尽,不得在闹事斩首,也不得连坐亲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杀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