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场合非常奇妙，作为浙大的博士在家里通过网络参加母校教育学院的学术活动，活动发起人桑新民教授对我至今为止的学术之路影响巨大，今天另一位在场的周跃良教授则是我在教育领域实践的重要引路人，包括盛群力教授对我在浙大读博有很大帮助，睢依凡教授在浙师大做教育学科负责人的时候曾经得到了他发起的青年学者基金。所以今天除了两位导师不在，其他对我学术影响最大的人都在了。而且还聆听了前面几位前辈的讲话，如果不是今天这个场合，我估计是听不到他们的言论的。感谢浙大的活动组织，感谢桑老师。

    好多年没听桑老师的讲课了，今天意犹未尽，不过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演讲主题的一点思考，下面我就以对三对关系的理解来回应桑老师的这个讲座。

    1.教育家与教育学家的关系。《围城》里那段著名的话，总是会引起教育学人的不适。桑老师列举了几位历史上留名的教育人物，如蔡元培、经亨颐等，但是让我想起了到底是作为教育家的他们被人们所熟知，还是作为教育学家的他们而被人所熟知。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有同感，他们因为创办了或者引领了一些著名教育机构而被后人所反复提起，至于他们具体研究教育的什么内容，世人是不一定了解的。这个说明了教育在社会部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只要在这个领域的实践有所起色，人们是非常认可的，这也是为什么每个地方的一中校长们，甚至可以扩展到地方上的名校校长在本地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至于他们对教育学理论上的贡献一般人都不会关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育领域实践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教育学研究的重要性。《围城》里所写的大学学科的鄙视链其实体现了教育学科的研究比较薄弱。所以我想对我们这一代做教育的人来说机会也在这里，教育学几乎百废待兴，不就是遍地都是机会呢？我们这代人要有教育研究的雄心与信心。

    2.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的关系。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却一直是一个异类的存在。搞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的人往往对教育技术学的人说，你们教育技术学，但是他们没意识到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其实是一样地位的。这体现了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缺乏沟通所引起的问题。桑老师98年从北师大到华南师大，义无反顾地从教育哲学走向了教育技术学，实际上这也是他的教育哲学引导他走的路。这一点我深受他影响，无非我的方向是反的，因为我原来是教育技术的，但是宁愿去读一个“教育学”的博士，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的博士。我们心里的愿望就是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不说成为一家，但至少要相互理解与沟通。应该说现在的环境比我们那个时候好了，最近几年教育学者主动研究教育技术问题的越来越多，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两者的沟通应该更加畅通，甚至融为一体。我想这也是桑老师创立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的先见之明。

    3.教育学专业与学科建设的关系。首先这个关系跟第一对关系有关，因为教育专业我的理解是培养教育家的，而教育学科建设则是成就教育学家的，当然这两者最后如果能够融为一体那是最为理想的，我想这个也是关系的辩证法。所以简单来说专业建设其实是市场导向的，它最后达成的是对实践的影响，所以专业建设要从具体的现实的情况出发。这个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关于学科建设，有很多维度来做，可以从组织的视角，也可以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浙师大做学科建设更多地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做的，我讲讲我们的一些工作。前面在教育家与教育学家的关系中我们能够感到教育学研究的弱势。我的判断是教育学生产的知识比较弱势造成的。当前最强势的知识是科学，我们做教育学研究的要走科学之路才有可能让教育学研究走向强势。所以我们现在强调教育实证研究，我们建设教育学实验室，实际上都是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当然光有强势的知识还是不够的，知识能够应用、对实践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所以我们的省重点实验室叫做“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我们目前的硬件条件还不错，也非常欢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一起合作工作。但是这个时代技术像脱缰的野马似的在一路狂奔，我们也需要一些抑制的力量，袁振国教授创办的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就是另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机构。当然作为地方性师范院校，我们有庞大的实践场地也是我们的优点，如果我们生产的知识能够解决实践问题，或者本来就是为了实践问题去设立研究课题，那就是更好的学术生态。我们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就能够更加密切。

    时间关系不再多讲，感谢这个发言机会。并祝母校的教育学科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