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生活的第14个年头，中国年的味道，早已淡去。

自2008年去深圳工作后，我便很少再回父母家过年，算起来，已有整整17年了。17年，足以让人对某些事物变得模糊，可“过年”却像一根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线，一旦被触动，依然会泛起涟漪。

即便自己不过中国年，但每当看到家家户户团聚的画面，心里难免会生出一丝落寞。就像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写的，节日的仪式感，是自己赋予的。

你不想过，它就是普通的一天；你想认真过，它便值得隆重对待。

人在异乡久了，越发容易想起小时候的年味。

那时候的年味，是热腾腾的炊烟

我的家在农村，过年时，父母总会在院子里支起大锅，蒸馒头、包包子、炸肉。北方的冬天冷得刺骨，但我特别喜欢帮父母烧柴火，因为蹲在灶台前烤火，既暖和，又有一种参与其中的满足感。

母亲会洗一大堆蔬菜，以便来客时随时能端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所有的水都得靠“压井”打上来。母亲总说，刚打出来的水还冒着热气，暖暖的，很舒服。

可是我，小时候的手常年冻疮，又红又肿，连碰水都不敢。但我还是愿意帮母亲压水——因为那是属于我和母亲的小小互动。

每次我使劲压水，母亲就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说：“闺女长大了，越来越有力气了！”我便更起劲地展示自己，希望赢得她更多的夸奖。

那个时候，压水不仅仅是个活计，而是一种母女之间温暖的交流，一种能让我感受到“被需要”的幸福感。

后来，家里装上了自来水，压井被父亲用布条和胶带封住，不再启用。

但那口井，并没有从我心里消失——它曾是我们家的生命之源，承载着父母的辛劳，也浇灌着我的童年记忆。

那时候的年味，是母亲亲手缝的棉衣

年味里最让我期待的，是新衣服。

80年代出生的孩子，新衣服往往是过年才能拥有的奢侈品。有钱的人家，会买最新潮的款式，而像我这样的孩子，穿的则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衣服。

她会跟着邻居家的母亲们，互相借鉴着裁剪最新的样式，或者去买得起新衣服的那一家，比照着裁剪一样的款式，买来布料，连夜赶工。因为她也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女儿穿上新衣服地喜悦。

母亲做的衣服，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绾的盘扣精致极了，手工绣的花开得灿烂，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她的爱。那时候我觉得，母亲无所不能。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穿上，整个春节都舍不得脱下。即便到了假期快结束，衣服上沾满了油渍，我仍然想穿着它去学校，让同学们看看我的“新衣”。

现在回头想想，那时的自己傻乎乎，又是多可爱，也多容易满足。而如今地我们，衣服想买就买，不喜欢就随手扔掉，却很少再有那种对“新”的珍惜和感恩。

年味，从来不是热闹本身，而是被爱包裹的归属感

物质的贫乏不可怕，可怕的是少了对生活的感恩，少了对“得到”地满足，少了对陪伴的珍惜，少了对爱与付出的体会。

我怀念小时候的年味，与其说是那时的热闹和仪式感，不如说，是父母的“参与感”，让这个节日充满了温度。

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扫屋子、贴对联、准备年夜饭，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让家里有一个完整的“年”。

但我不愿意只是活在对过去的怀念里。怀念，只能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过去的美好，却无法增加当下的幸福感。

只有用心活在当下，才能真正找回“年味”。

就像《瓦尔登湖》里说的：“生活的意义，在于找到一种仪式感，让每一天都充满意义。”

所以，我愿意认真过每一天，让日子不被庸常淹没，不再每天只是匆匆忙忙，却忘了慢下来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和美好的一个个瞬间和温馨。

我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仪式感，让他们在长大后，也能回忆起——小时候的年，真的有“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