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师的风格，会随着他或她个人的成长和职业的发展而改变，并且与时俱进或因时而变。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我回首过去时，我看到的并不是毫无缝隙的轨道，而是一段伴有驿站的旅程；有时停顿下来，认识到我自己正在确定无疑地误入歧途时，我便会由此重启旅程。这是一段布满岔道、停停走走的旅途。
Mara Selvini-Palazzol：，一位非凡的先锋人物，勇敢地将她的错误和新的起点公之于众。显然，每个起点都必定为开辟新的旅程提供了能量。不过，令她的学生和追随者感到沮丧的是，还存在另外一个同样确定的起点。
矛盾处方（paradoxes）被循环提问取代，家庭游戏也让位于恒定不变的处方，而她的同事 Boscolo 和 Cecchin。却又用关注对意义的建构这个后现代方法，取代了他们以前的方法。
同样地，经过五十多年的治疗师生涯，我虽然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贯的思维方式，但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在历练我干预的风格。首先，我要承认，我有博采众家之长的癖好。我在阅读同行著作的同时，常常有自己个人的评价与判断，极少无动于衷。而且我复制。我曾经复制过 Virginia Satir 和Nathan Ackerman；复制过 Bateson 和 Haley；复制过 Whitaker、Bowen、Watzlawick、Peggy Papp 和 Cloe Madanes。此外，我还复制过后现代主义者，如Milan 学派、Harlene Anderson 和 Harry Goolishian、Michael White和 David Epston,Steve deShazer，以及许多其他人。
我从来不会认为，我们任何人享有我们思想的专有权。如果某个治疗师的想法很好，它应当是他或她给这个领域的礼物，可供任何人挑选。虽然如此，我知道，当我复制Carl Whitaker 的时候—问某个配偶，他或她是否已经与伴侣“离婚”，而且娶了或者嫁给了孩子或高尔夫—我不是在模仿Carl，我是在对他兼容并蓄，所带有的西班牙口音和其中的微妙之处，是我的，而不是他的。
生活经历可以塑造治疗风格。Jorge Lius Borges 教会了我神秘和不确定的价值。我的母亲，教会了我在生活中秩序的重要性。我的父亲，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对正义和公平的扭曲；让我领悟了作为一个犹太人，民族的重要性；让我知晓了作为一个移民，没有归属感的忧虑。过去那些几乎被遗忘的经历，在与某一个新的家庭相遇时，便会被重新点燃。一旦你接纳了治疗师是一种有所偏爱甚至存在偏见的工具这种观念时，你就会意识到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的重要性，你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借鉴生活中的经验。这只是有关自我使用的一部分，对家庭治疗师来说，如何在治疗中运用自我是需要接受专门训练的。
当然，我也复制我自己。我会乐此不疲地使用我在回应家庭时的拿手好戏。我会选择对某些家庭在某些情境下似乎有效的某个词语或者概念，并且在类似的情形下重复使用。我尝试过明暗化（shading）、幽狀以及各种情绪化的音调等方法。这些方法最初是自发或者自然出现的，不过，令我惊讶的是，慢慢地就变成了技巧。最终，这些技巧变成了我的拿手好戏的一部分，而我并不知道我正在使用它们，就像 Samurai 的剑变成了他的手臂的一部分一样。阅读我著作的读者，也许可以津津乐道地追溯我是如何频繁地重复我自己，好像我总是在自发地创新（spontaneously innovating）。
经过数十年的治疗实践，我已经从一个主动的挑战者—对抗、指导、控制—转向更柔和的风格，其中，我可以运用幽默、接纳、支持、建议、引导，去达到以前需要运用的犀利的风格才能达到的目标。我已经从指导者转变成为一个协作者，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专家的角色；从所植根的社会情境去看家庭和人类，转向于观察家庭系统和个人的精神世界，但又并没有丧失对其相互影响的警觉；从目不旁脱地关注现在，到探索过去的影响，不过，目标依然在于促进现在的改变。这些变化使得我的风格更为复杂，也更加色彩纷呈。
通过这些转变，有些行为和某些词汇，已经变成了我的商标。现在我将与你一起分享这些词汇和行为，希望你能在合适的时候借用。
非言语干预
我采用空间作为情绪亲近程度的标志。例如，正如你稍后将看到的一样，我在治疗中要求 Sara-—我在西班牙看到的那位年轻的“父母化了的女儿”——将她的椅子从她的家庭移开，这是一种暗示独立的方式。我常常会这样做。我要求那个奥地利家庭的母亲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有时我要求某个疏离（disengaged）的家庭成员与另外的成员坐得更近一些。这是一种简单的干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容易领会。再者，因要求人们搬动他们的椅子，本身便提供了一个无言的建议，家庭成员可以对此赋予他们自己的意义。
在访谈幼童时，我常常要求他们站起来，站在父母旁边；有时我也会要求父母将孩子抱在怀里。如果我访谈的对象是所谓的“不可救药（impossible）”的幼童时，我会要求他们冲击我张开的手掌，并且坚持让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直到筋疲力尽为止。这样做是在以生动的方式提醒人们，与他们的父母亲比起来，孩子并非那么身强力壮，并非真正有那么大的能耐。
有时候，我与家庭成员握手，表达对他们的言语或行动的赞许；当访谈来自农村家庭的时候，我会以握手的方式，为其作出的改变来与他们达成协议，这种做法显然源自于我在小镇的生活成长经历。
隐喻的运用
在治疗中使用隐喻（metaphor），既可能使治疗师挑战家庭成员，但又不会让他们觉得需要自我防卫。例如，建议一位父亲应该对其女儿更温和一些，因为“他的声音那么强悍，而她的声音却那么柔弱”；这种方式要比直接告诉父亲，他在用压制的方式胁迫她，更容易让父亲接受一些。一个精心挑选的隐喻，可以刺穿家庭貌似优雅的假象。有些家庭的孩子深深陷入父母之间的冲突，对这样的家庭，询问“谁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可以让一些事实的呈现变得非常清晰和迅速。接下来可以询问：“那么你的配偶是副家长还是辩护律师？”由此便可以帮助完成整个画像。
我常常用我称之为“胡萝卜加大棒（a stroke and a kick）”的两步挑战的方式，来表达我希望引起改变的建议。例如，“你很聪明（clever），但不明智（wise）。”或者“虽然你很疼爱也很保护你的孩子，但你为什么听不到你说的话（或者看不到你所做的事）对他或她造成了伤害？”或者“奇怪的是，一些充满关爱的家庭，为何往往会像瞎子一样视而不见？”等等。
正如你将要看到的一样，在本书中我不止一次说过，“爱是一只金制的鸟笼”因为它是金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它是一只笼子。但它的确是一只笼子，你没有办法飞走。”这种干预方法已经取代了我先前对缠结（enmeshment）的挑战，以前的挑战有时候听起来像是一种责怪，也像是需要做出改变的要求。
至于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循环效应，我会说：“父母既是狱卒，也是囚徒——而孩子既是囚徒，也是狱卒。”孩子抛出鱼饵，父母便咬住，就像鱼一样被他们的孩子捕获……钓鱼人和鱼之间存在一个环路，你们在这两者之间游弋，时而是钓鱼人，时而是鱼。”
对于“哪里有难处，哪里就有他或她”，并因此而操劳过度的热心肠人，正如Martinez 家的那个母亲，我或许会说，“印度教（或者墨西哥或希腊或基督教）的女神有八只臂膀。你只有两只，但你却认为你有八只⋯⋯你不知道如何去寻求帮助⋯⋯你不会委派他人做你的代表。”
至于缠结的父亲或母亲和疏离的伴侣之间的动力关系，可以借助以下提问的方式将其引人到正题上来：“你是什么时候与你的伴侣离婚，而娶了或嫁给这些孩子的？”对于没有孩子的夫妻，这种隐喻的变通方式可以包括诸如“你是什么时候与你的伴侣离婚，而娶了或嫁给你的事业或者网球拍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有效的挑战，是对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的描述。不过，为了让来访者接受治疗师给他们指出来的问题，治疗师不应让他们感到遭受冷嘲热讽。例如，在指出某些问题之前，我们常常会说“那很有趣⋯⋯”，这是为了激起他们对话题的好奇心，而不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借以自卫的时机。
而且，虽然这样费尽心机地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但这样做，却也大大减少了他们学会观察他们的所作所和其后果的可能性。
如果我访谈的是一对夫妻，我倾向于说：“你不能改变你自己，但你可以改变你的伴侣。你需要他或她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你的生活才会变得容易一些？”接下来，我会拿出一根“魔术棒（magic wand）”（一支铅笔或类似的东西），并要求他们其中一人看着他或她的配偶，就像一位雕塑家看着一块大理石一样，边思考边说出对方应该做出哪些改变。我或许会根据阴一阳理论做出评论，通过改变整体的背景或情境，你有可能改变其他人或事物。
上述这些干预方式，邀请家庭成员将他们自己视为一个顽皮的故事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治疗师可在需要时应用和修改这些干预方式，我们不要求你提供任何处方或申请。
至此，读者诸君也许会问：拥有了从其他治疗师那里借鉴来的技术、个人风格的演变，以及生活经验的影响（这些影响使我们对以前确定的东西产生了疑问），那么，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核心在哪里？活现（enactment）又在哪里？而活现一直是结构式家庭治疗师工具箱里最具特征性的技术。让我首先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之所以发展出活现这个技术，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家庭告诉给治疗师的故事，不相信治疗师的倾听和回应方式中所存在的固有的、扭曲的倾向。
我们设想家庭成员讲述他们所列举的故事，在他们的对话和互动中，有可能较好地喷发出新奇的火花，而这些正是治疗师可以追溯并以此不断推动治疗向纵深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情绪反应（emotional responses） 有时会干扰其连贯性；家庭成员和治疗师会发现他们进入了新的境界，可以探求新的行为和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活现这个技术，似乎会被强调共同构建意义的治疗师所接纳。事实是，在结构式家庭治疗领域里，活现已经有所提升，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普遍深入的态度。
至于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核心，我可以说，虽然我改变了访谈风格，但依然保持对其理论性概念的忠诚。这些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和发展的，包括：家庭是有结构的并由亚系统（subsystem）组成的社会组织，亚系统之间由不同的界限（boundaries）所分隔；亚系统限定了其成员的功能或作用；家庭成员自己组织其联盟（aliances）、从属关系（affiliations）以及联合体（coalitions）；随着家庭的改变，家庭不断发展并经历转变阶段等。
将焦点放置于家庭，并将其视为理解其成员发展和修正有关自我和他人概念的情境，观察家庭成员的经验和行为对家庭的影响力，仍然是系统式家庭治疗（systemic family therapy）的核心所在。
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治疗领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并且已经对其早期的视觉盲点（scotomas）进行了修正。与此同时，结构式家庭治疗也已经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广角透镜（lens），包括将个体视为一个心理单元（psychological unit），也包括将探索过去作为理解现在的一种方式。本书所描述的四步模式，是我与家庭治疗领域一起成长的结果，代表着更广泛的愿景（vistas），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思想的改变和经验的积累，这些愿景已经触手可及。
评估家庭且为治疗指明方向的地图
我们所绘制的用以评估家庭的这幅地图貌似简单，但它是对50年以来家庭治疗的概念和技术仔细斟酌之后的产物。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一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为一些大型团体主持以两天为期的工作坊。在这些工作坊里，我一直遵循一个有规则的模式，这个模式似乎对于家庭、听众和我自己都很适用。
我通常会在工作坊的前几天抵达所在的城市，并且访谈两个家庭。我对访谈的录像带加以编辑，并在工作坊的第一天播放；第二天便在治疗工作室，现场访谈这两个家庭，并将访谈实况传输和投影给观众观摩。一般来说，我们（家庭和我）会设法采用连贯的叙述，着重考虑家庭的文化氛围。我已经在26个国家采用了这个模式，从新西兰到日本，从西班牙到德国，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译员为我们翻译。
我曾经对我自己和来自如此众多且迥然不同的文化的这些家庭之间的适合性进行过质疑。相互之间的理解几乎不可能，原因之一是我经常发现自己忽略了言语表达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在治疗中又非常重要；原因之二是我在对其文化习俗几乎全然不知的国家工作。我从中总结出的结论是，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是一个催眠大师，有能力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信服，他们相信我看待他们经验的方式比他们自己的方式优越；另外一个可能性更大的解释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有可能有着共同的看待和理解家庭关系的方式，我家庭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解释他们困境的组织架构，他们由此便使用这个模式，并且对其加以创新，加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
摘自《家庭与夫妻治疗:案例与分析》（Salvador Minuchin，Michael P. Nichols，Wai-Yung Lee（李维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