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诸葛亮的另类谋略
许云辉
公元228年的初春，西北原野间弥漫着野花的芬芳和青草的香味，北伐军前锋马谡信马由缰欣赏着陇右春光，一步步踏向散发着血腥味的死亡陷阱街亭。直到水道被断绝，将士人心惶惶，南山遭围困，蜀军人人自危，街亭岌岌可危之时，马谡才噬脐莫及，痛悔不该“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资治通鉴》）。在魏军的猛烈攻势下，马谡“大败于街亭”。街亭失守，致使蜀国首次北伐出师不利，故诸葛亮“收谡下狱，杀之"（《资治通鉴》），刘禅也为马谡定性：“街亭之役，咎由马谡”。作为导致首次北伐失利的罪魁祸首，马谡自此被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街亭兵败前，马谡当然不知道，诸葛亮将他破格提拔为前锋的同时，也将绞索牢牢套在他的颈部，街亭失守无非是将他悬死绞架。换言之，诸葛亮派遣马谡驻守街亭，本就是置马谡于死地的连环计策的关键环节；街亭失守后，马谡在败退途中顿悟诸葛亮的险恶用心，不寒而栗，于是选择潜逃回汉中藏匿而非回诸葛亮大营领罪；可惜，马谡的省悟为时已晚，因为当他以参军身份随诸葛亮进驻汉中为北伐厉兵秣马之时，诸葛亮就已煞费苦心策划出一条妙计，我称之为“刺马”计划。
那么，诸葛亮制订“刺马”计划目的何在？为什么锁定马谡而非别人？他又如何确保“刺马”计划顺利实施？
一，“刺马”目的：北伐必败，丢卒保帅
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后，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基础上，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刘禅在北伐总动员令中，盛赞“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讬以天下，以勖朕躬”，宣布“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坚信“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诸葛亮不负皇恩，北伐军势如破竹，漂亮的三板斧杀得“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诸葛亮传》）。形势一片大好，北定中原，饮马黄河，驱除曹魏，光复汉室，似乎指日可待，举国上下为之欢欣鼓舞，群情激奋。
诸葛亮却没有丝毫乐观，他在《出师表》中开门见山指出当下时局维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是时，魏国占据中原富饶之地，疆土辽阔，人口约四百五十万，正规军约六十万，西线防御部队约十万众，张颌奉命率领驰援的战略机动部队就多达五万。大将军曹真、司马懿，右将军张颌，均为当世名将；蜀国偏居西南一隅，地仅益、梁二州，人口不足百万，刘禅诏书中的北伐军“步骑二十万众”，实际不足十万，武将赵云垂垂老矣，魏延堪当重任却饱受排挤。两国综合实力过于悬殊的现状，决定了诸葛亮北伐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北伐军能初战告捷，除因魏国在关陇地区兵力有限、防务空虚外，还因诸葛亮采取了声东击西战术，方能偷袭得手。北伐旗开得胜的战果纯属昙花一现，被打懵了的魏明帝曹睿迅速从“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的震惊中惊醒，“西镇长安”调兵遣将，先“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三国志魏书三》），再“乃勒兵马步骑五万，遣右将军张颌督之，西拒亮。”（《资治通鉴·烈祖明皇帝纪》）。诸葛亮比谁都清楚，随着曹魏大军对蜀军的全力阻击和猛烈反攻，劳师远征的北伐军必败无疑。
所以，在北伐军取得“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的辉煌战绩，赢得蜀国朝野贺声不绝时，诸葛亮却在为兵败做充足的舆论准备，他“颜色愀然有戚容，谢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三国志.诸葛亮传》引郭冲四事）诸葛亮借此巧妙向全国人民宣告，北伐目的不仅是“拓境”，更在于“吞魏”。鉴于实力悬殊过大，北伐一旦受挫，自然无可厚非。
既知北伐必败，为何劳师远征？因为“扫除寇难，靖匡王室”是刘备终生不渝的政治理想，是刘备筚路蓝缕率领各种势力共同开创蜀国的精神支柱，更是消弭蜀国各阶层和各种势力裂痕的黏合剂。诸葛亮只有挥舞北伐大旗，才能使蜀国朝野紧密团结在以他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中央集团周围。魏蜀两国强弱悬殊，有目共睹，首次北伐就一劳永逸达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目的，无异痴人说梦。绵羊与饿狼搏斗的结局，人人心知肚明。一旦战败，蜀国君臣即便对先帝的北伐理想腹非而心谤，但轰击的炮火只会倾泻到具体执行北伐计划的统帅身上。诸葛亮深知凭自己“立孤之名”及相父身份，即便战败，刘禅又焉能治其罪“以告先帝之灵”？但曹孟德既可割发代首以自惩，诸葛亮亦能找替罪羊来抵罪。故此，诸葛亮制订“刺马”计划的目的昭然若揭：在准确预判北伐必败前提下，制订丢卒保帅计划。
替罪羊易找，但三军主帅落败也难辞其咎。诸葛亮必须承担战略战术全责，检讨在蜀魏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强弱对比如此鲜明的前提下，发动北伐是否明智理性？检讨为什么轻易否定魏延“子午谷奇谋”的战略构想，而采取的保守求安的战略思想？诸葛亮巧妙绕开这两个敏感雷区，选择承担战术层面的错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胜败存亡一念之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自古何来长胜将军？坦承战术失误，既可堵塞刘禅和政敌之口，又可平息北伐军中以魏延为首的众将不满情绪，对朝廷和政敌、军方，都是最好交代。
在战术层面上检讨，我认为诸葛亮颇有自知之明。他虽然自视颇高，“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但查阅正史，除为刘备纸上谈兵描绘三分鼎蓝图和说服孙权结成联盟大败曹操于赤壁外，入川后的诸葛亮只能在刘备四处征战时“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或者在外交上一显身手，在军事领域的表现则乏善可陈。因此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却任命尚书令李严为“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担任蜀国三军总司令。这个任命显然是刘备有意让诸葛亮和李严相互制衡，以免一方做大，尾大不掉，但也表露出对诸葛亮军事指挥能力的不认可。此后，诸葛亮虽南征蛮夷成功，但与少数民族武装作战，与北伐曹魏正规军岂可同日而语！诸葛亮进驻汉中，为首次北伐磨刀擦枪，大张旗鼓频频军演足足一年，曹魏自恃边境一带关隘险要，更对磨刀霍霍的诸葛亮不以为然，魏明帝曹睿的工作重点依然是“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垒五丈原时曾评价道：“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显然，曹魏并未将诸葛亮当成军事对手，这也从反面证明诸葛亮固然是行政贤相，却不是军事名帅，是优秀军事理论家，但不是杰出军事家。所以，诸葛亮从战术层面认错，是非常理智的做法。
那么，诸葛亮为自己设计犯怎样的战术错误呢？第一，检讨“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的谨慎作风，二，自责“授任无方”、“明不知人”的用人错误，三，承担“《春秋》责帅，臣职是当”的领导责任。这三条不痛不痒的战术失误，概而言之，核心就是有眼无珠用人不当。诸葛亮甚至连处分预案都蓄谋已久，虽早在《出师表》中信誓旦旦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但却不留给皇帝和政敌任何机会，先下手为强，越俎代庖“自贬三等”。这招先发制人招数立竿见影，刘禅虽将其贬为为右将军，却依然“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不能不感叹诸葛亮“刺马”的精心布局。那么，命中注定该被刺的马是谁呢？
二，“刺马”对象：权衡利弊，锁定马谡
北伐兵败，源于诸葛亮战术失误，用人不当。那么，重用谁才能导致北伐兵败呢？表面看似简单，任用庸才即可，实则困难重重，难以定夺。因为蜀国政坛貌似铁板一块，实则暗流涌动，刘备旧部荆州集团、前益州牧刘璋旧部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三大利益集团构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牵制掣肘，维系着蜀国政坛格局的暂时均衡。北伐军将领人数有限，更分属三大集团，使得诸葛亮调兵遣将时投鼠忌器，捉襟见肘。名将赵云和邓芝早被派往东线作战，老革命魏延和吴壹奉命全力攻击陇右，扼守陇山要隘街亭的重任由谁承担？王平“号为飞军，所向无前”（《华阳国志》），陈寿评价为“忠勇而严整”，但因有曹魏降将前科，故只能“属参军马谡先锋”；高翔虽是曾随刘备讨汉中的老臣，但也曾“为徐晃讨破”，不堪大用，只能“屯列柳城”在侧翼策应街亭；张休、李盛、黄袭，更是名字仅见于《王平传》的籍籍无名之辈，战后不是成了马谡的陪葬品，就是被剥夺了兵权。以上诸将分量过轻，无人可独当一面，即便兵败成为替罪羊，一者如果属于东州或益州集团，诸葛亮既有排除异己之嫌，更有借刀杀人之罪。所以，诸葛亮亟需一个重量级人物做祭品。这个人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荆州集团中诸葛亮的心腹之人，精通军事眼高手低又只能纸上谈兵之辈，一旦战败被杀三大集团都为之痛惜之徒。
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只有一人：马谡！
《汉晋春秋》载诸葛亮自云："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后世论者多将“一人”翻译为诸葛亮自指，作为高歌诸葛亮勇担责任的证据。我以为不然，如果真是自指，何不明言“在亮耳”？但如直指“在谡耳”，则既自我开脱又落井下石，显得极不厚道。所以将“一人”理解为另外一个该负责的人，一切就迎刃而解：在兵力占优条件下，“不能破贼为贼所破”的责任人，就是惟一符合诸葛亮条件的马谡这“一人”。
《襄阳记》载，刘备临终前叮嘱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也”。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胆敢公然违抗先帝遗言重用马谡？因为马谡一旦战败，首先足以证实刘备确有超乎常人的见人之明，其次为自己违背先帝遗言承当用人不当之责打下基础，最后以“刺马”显示自己执法如山大公无私。诸葛亮曾自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一个以“谨慎”标榜自己平生行事作风的人，竟然一反常态，不仅对刘备的告诫“犹谓不然”，反而对马谡“深加器异”，更做出“违众拔谡”的举动，岂非咄咄怪事？惟一解释只能是，他必须将马谡推上祭坛。
如果马谡成功阻击魏军守住街亭，诸葛亮的刺马行动岂不是胎死腹中了吗？不，马谡绝对不会成功！因为凭借他们之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的知子莫如父的关系，诸葛亮对马谡可谓了如指掌。马谡是否如刘备评价那样言过其实，不可大用？马谡是否“才器过人，好论军计”？马谡是否夸夸其谈刚愎自用？诸葛亮在与马谡“共谋之历年”且“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马良传》）的交流过程中，对马谡的能力优劣和性格特点早已了然于胸，坚信马谡一旦兵权在手，必定一意孤行做出“违亮节度”的蠢事而导致一败涂地。一个可以佐证的事例是，诸葛亮南征时，曾故作虚心向马谡讨教，马谡胸无城府，迫不及待高谈阔论：“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后世多以此赞马谡“攻心为上”的南征策略高明，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无非是孙子兵法“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翻版。熟读兵书的诸葛亮岂能不知对待少数民族必须“攻心为上”？之所以当面求教并“纳其策”，无非是借此树立马谡在军中的威信，满足马谡的虚荣心，显示自己虚怀若谷而已。
现在，诸葛亮为马谡量身定做打造好一副枷锁，马谡是时候“士为知己者死”了。他被诸葛亮选择为“刺马”计划的主角，被从幕后拽到前台，从参军拔为前锋，从活人成为祭品。
三，“刺马”步骤：连环出招，置之死地
目的明确，主角选中，于是从进驻汉中之日起，诸葛亮就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实施刺马计划。为保证刺马行动成功，诸葛亮以安全为由，全盘否定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预案：“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魏略》）。诸葛亮平生“谨慎”，视魏延的奇计为“悬危”亦在情理之中。但他否定魏延计划的真正目的，却是只有坚持自己声东击西的“平取陇右”战略，才能将马谡推上断头台。诸葛亮“谨慎”地否定魏延计划后，却在选派前锋时不“谨慎”地重用马谡，岂非自相矛盾？乍一看，似是昏招迭出，令人百思不解，实则环环相扣，招招必欲置马谡于死地而后快。
第一招，事不躬亲。毛泽东点评街亭之战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诸葛亮为什么不亲临前线指挥？诸葛亮作风精细谨慎，陈寿曾评：“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街亭阻击战，事关北伐胜败，诸葛亮本应亲率大军临阵调度指挥，此时却一反常态远离前线，派遣毫无实战经验的马谡冲锋在前，自己龟缩于后，岂非借刀杀人之心？
第二招，弃用魏延和吴壹。拙作《魏延：给力帅才被反骨》曾详细论述过魏延的悲剧是诸葛亮文官集团打压排挤的结果，本文继续持同样观点。弃用魏延既是诸葛亮一如既往的压制，又是隆重推出马谡的前提条件。魏延如果镇守街亭，必将全力阻击钳制魏军，既立下赫赫战功，又使战事成胶着状态，而持久战对地寡国弱的蜀国严重不利。因此，魏延必须靠边站；吴壹“高劲”、“泛爱”（ 杨戏语），人气极高，更兼刘备大舅子和刘禅舅舅的特殊身份，即便战败，难定其罪。所以，诸葛亮咬紧牙关在“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不利情况下，对群众意见置若罔闻，排除万难力挺马谡。
第三招，“违众拔谡”。违背北伐军将领们意愿，一意孤行提拔马谡，正是诸葛亮一贯的行政霸道作风在军事领域顺理成章的延伸。诸葛亮在刘禅登基后大权独揽，“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孙盛《晋阳秋》载：“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皆亲决”。他惟有刚愎自用煞费苦心地表演“违众拔谡”， 方能草蛇灰线，为后来上疏检讨用人不当埋下伏笔。
第四招，“统大众在前”。诸葛亮破格提拔马谡后，《襄阳记》载为“使谡统大众向前”，《三国志.蜀书.马良传》为：“统大众在前”《诸葛亮传》中是：“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 马谡所部“大众”或“诸军”含糊其辞，总兵力多少？刘禅宣称北伐军总数二十万，但《袁子》记录却“不足五万”，东吴张俨在《默记》里亦为“数万”，今人大多估算为十万。如以十万为据推测，赵云和邓芝的东线集团一万，西线集团大致平分余下九万：攻击陇右的魏延和吴壹所部约三万，诸葛亮坐镇西县所率战役预备队约三万，马谡的前锋部队人数约三万。如果事实如此，马谡所部与其余两部兵力相等均为三万，既是“大众”，必然多出平均数。既为“诸军”，岂止三万步兵？当为步兵、骑兵、弩兵、辎重兵等的总称。所以我认为，马谡的“大众”人马当高于平均数，大约四万。凭空多出这一万人马，正是诸葛亮为了推马谡下地狱深渊的陪葬品。马谡在大军大军“皆多于贼”的有利情况下，率“大众”与“诸军”阻击魏军先头部队竟然落败，自然罪无可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第五招，“徐行不进”。诸葛亮北伐初期捷报频传，皆因曹魏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才偷袭得手，理当趁此良机趁胜追击，直取长安。但马谡出发后，“亮徐行不进……初出迟重，屯营重复”（ 晋袁准撰《袁子》），诸葛亮的大本营推进缓慢，重复扎营以求坚固严密万无一失。看似稳扎稳打，实则有意拖延，贻误战机。
第六招，“不救”。马谡被张颌打得落花流水时，《袁子》载：“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此时诸葛亮大军与马谡部队距离仅仅数里，诸葛亮如在张颌围困马谡之时，从背后捅上一刀，马谡率部正面杀下南山，张颌必败无疑。但诸葛亮选择了退兵，理由很简单：街亭既败，北伐无功，退兵既为蜀国东山再起保存了实力，更显示出诸葛亮过人的收拾残局能力。
六招环环相扣的必杀组合拳将马谡步步逼上绝路。马谡兵败街亭潜逃回汉中后的结局，记载莫衷一是：《诸葛亮传》载其“戮谡以谢众”《王平传》记“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林、李盛”，《马良传》说“谡下狱故”，《襄阳记》道马谡“为魏将张郃所破，坐此下狱死”，《资治通鉴》云“（亮）收谡下狱，杀之”。综合分析史料，马谡是逃到后方后，被诸葛亮穷追猛打挖地三尺逮捕下狱处死或病死的。
马谡如逍遥法外，刺马行动将功亏一篑。马谡惟有一死，诸葛方可安心。因此，诸葛亮不惜赶尽杀绝，不但必杀马谡，甚至严惩为马谡提供帮助和求情的人。丞相长史向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三国志·向朗传》），诸葛亮翻脸无情的处罚，使向朗“优游无事垂二十年”之久；安汉将军李邈也同样因为“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三国志.李邈传》）。这两杀威棒打下去，蜀国官员只能明哲保身，万马齐喑。马谡深知在劫难逃，临终前写信给诸葛亮，借用殛鲧用禹典故，暗示自己理解并成全他的大义灭亲之举。诸葛亮磨刀霍霍向马谡，刺马行动圆满成功。
马谡之死，并非人人拍手称快。诸葛亮居心，蜀国上下心知肚明。马谡失守街亭，罪责难逃，然罪不至死。诸葛亮将其下狱处决，难以服众。“街亭违命之阙”有马谡抵罪，“箕谷不戒之失”罚赵云降职，惟独主帅仅承担轻飘飘的领导责任。在人才凋敝的蜀国，马谡是公认的“智计之士”。《马良传》载，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为了一己之私，杀害马谡这样的“智计之士”，诸葛亮纯粹是自毁长城。
如果说蒋琬的批评还算比较委婉的话，北伐军的反应就异常强烈，“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马良传》）。“十万之众”一词耐人寻味，我以为，“十万之众”理应指十万北伐军，因为其他人没有必要为他的死流泪。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北伐军如真有二十万，那“十万之众”就意味着已经折损一半，那么，劫后余生者应该对马谡恨之入骨，凭什么“为之垂涕”？如果北伐军仅十来万人，那么，“十万之众”意味着街亭损失有限，十万北伐军基本全须全尾撤回汉中，马谡更是罪不至死。十万北伐军为马谡之死痛哭流涕，充满对马谡的惋惜同情，更有对诸葛的愤懑怨怼。
不管朝野议论如何鼎沸，不管北伐军官兵怎样垂涕，刺马行动按照预先构想顺利实施，为诸葛亮其后屡次北伐失败奠定了舆论基础。诸葛亮借刀杀人一箭三雕的另类谋略，在刺马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