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03 关于《资治通鉴》的一些琐事

        由于《资治通鉴》从一开始就带有的高贵光环，使得后来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在高位者大有没研读过就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觉。同时，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带有各种心意味道的解读自然附庸而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搭乘上这架光鲜亮丽的马车可以走向或名或利的虚幻梦想。抛开学识能力不说，由于各怀心腹事，使得本来就充满心事的《资治通鉴》在这些多如牛毛的解读中更加五花八门起来。不过，幻想终究会破灭，正像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一样，整卷的《资治通鉴》也定不了乾坤。后来的现实告诉人们，有了《资治通鉴》之后，伟大的皇帝和贤良的臣子并不比之前多，甚至说不定更少了，就连亲自写过序并亲自听过司马光讲课的神宗皇帝大概也跟伟大沾不上边儿。

                        皇帝早早就写了序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治平是宋神宗的父皇宋英宗的年号，治平四年即1067年，这年正月英宗逝神宗即位，仍沿用英宗年号。也就是这一年十月月初，司马光在经筵（汉唐以来朝廷设置的御前讲席，专为皇帝讲经论史，宋代始称经筵，讲官多以翰林学士等充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上，奉旨给神宗皇帝讲解资治通鉴（这时应还是雏形，大概因为很快神宗就定书名为《资治通鉴》，所以才如此称谓）。十月初九，也就是司马光讲课后没几天，宋神宗就洋洋洒洒写了篇学习心得，人家毕竟是帝王，虽然是心得那自然也是一派居高临下的口吻，虽然还没成书，先定了主调，又赐了书名，同时下令成书后就把这篇心得当作序言写进去。其原文如下：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石室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讬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 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安全，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不得不说这篇序言无论从见识还是文采无疑都是一流的，若说这篇文章是治平四年也就是1067年写的实在值得疑问，不但著书内容意旨总结精准，连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也准确无误。抛开这些不说，如果记载无误，如果没有秘书之类代笔，当时年仅20岁的神宗皇帝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其才能无疑是十分可观的。

                        一生只为一部书的胡三省

        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后大约200年，胡三省写完了《资治通鉴音注》，这时，大宋朝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没能在这部伟大著作的指引下逃脱历史的宿命。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又字景参，号梅涧，台州宁海人，宋末元初史学家。27岁中进士，仕途上没什么建树，秉承父志注释《通鉴》，历经一生，终成经典。从他的序言中或可窥见其史学观和对通鉴的认识。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序》（节选）

        “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春秋经圣人笔削，┅。┅。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国年表，三代则为世表。┅。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盖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唐四库书，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复无几。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盖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监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繁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既不能自已于言者，┅，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监，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监，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监，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监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繁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监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监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温公徧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稡为书，劳矣。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则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为一书，岂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修通监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己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观者矣。若考异三十卷，所以参订羣书之异同，俾归于一。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着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

        先君笃史学，┅。每谓三省曰：‘┅。通监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照本大同而小异。┅，不应乖剌乃尔，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又从事科举业，史学不改废也。┅，出身进士科，始得大肆其力于是书。淤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

        呜呼！┅。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长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碉蠖居。”

        不得不说，没有胡三省，对于大众来说，读通鉴无疑更是一种奢梦。一位大师一辈子打磨了一件利器，这利器想不成为旷世宝刃都难。要谢谢这位梅涧先生。

                        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

        通鉴选择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起，起自公元前403年。如果说是延续《春秋》，可《春秋》写到了公元前481年，《左传》到了公元前468年。孔丘先生公元前479年去世，公元前476年是春秋与战国的分野。因此，通鉴的起始年代，司马光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延续圣人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

        刘恕是司马光亲自点名的通鉴编修者之一，主要负责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编撰工作，并著有《通鉴外纪》。刘恕对通鉴的起始年代问题专门请教过司马光。“‘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司马光的意思是，经不可续，要离圣人有段距离，所以通鉴的起始年代要往后错一错，以示对圣人的尊崇。但他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错到公元前403年。

        宋神宗倒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司马光对皇帝解释起始年代的问题大概不能敷衍了事。“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讬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意思是，司马光认为，周平王虽然东迁洛阳，但诸侯们还算是尊奉周王的，从礼制上还能说得过去；但周威烈王竟然把谋逆分晋的臣子韩、赵、魏三家任命为诸侯，这连基本的礼制也不维护了，那周王朝真是名存实亡了。所以通鉴就把任命三家为诸侯这一年作为起始点。以有代表性的事件为开端，这也是古人著述常用的方法。

        个人以为，三家分晋是周王朝彻底走向战乱的分野。史书上春秋战国的划分大概是照顾了孔子去世的年代（前479年），并结合周王的更替（周敬王公元前476年去世，同年周贞王继位），所以一般定为前476年。但三家分晋无疑是更接近现实的分水岭。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与秦相邻的晋国不被分裂，以晋国的强大，就如坚固的城墙一样把秦国死死地限制在西方，秦国想要东出消灭其它诸侯国从而实现天下一统绝非易事。因此，三家分晋无疑是为周王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而周王室没有在事件发生的公元前453年及时想法儿纠正错误，反而在五十年后的前403年正式承认了违反礼制的叛乱三家的诸侯地位，从而强大的晋国名正言顺地被分为韩、赵、魏三国，这无疑是周王朝在自毁长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403年无疑是编写历史巨著的最佳节点之一。我想，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熟知其中利害的大学者们在私底下未必没有这样的假想。

                      《进书表》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大部分版本的《资治通鉴》在后面都附有司马光写给神宗皇帝的《进书表》（原文前面已引此处略过）。

       《进书表》主要写了这样两个意思，一是史书内容太繁杂了，皇上日理万机怎么看得过来，老臣把有用的给您老人家删减删减提炼提炼，好让您看着方便。二是老臣能力有限，但费了十五年力气才完成的书，希望皇帝您老人家看在老臣殚精竭虑忠心耿耿的份儿上，在治理天下时多参考参考，这样老臣死也瞑目了。

        那这本经过删减的通鉴内容少吗？“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连司马光自己都说，《通鉴》成书后，只有王胜之读过，其他人读不尽一纸，就昏昏欲睡了。你说你这样的长篇巨制是删减好了方便日理万机的皇帝阅读吗？我想，皇帝大概会盯着厚厚地卷册心里忍不住地骂娘。

        那这本书对治理国家真的具有作者想象那样的指导作用或参考价值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或许可以让人思考，但绝成为不了教育皇帝如何治理国家的教科书。又况且，《通鉴》的存留取舍不可避免地带着司马光先生个人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而司马公本身，在政治上并不是一把好手。不可否认，《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它的伟大或许更体现在，以年代为线索、以政治热点为中心的历史资料的精心提炼上。

        关于《通鉴》能不能指导一个皇帝治理好国家，还可以举一个大宋朝本身的例子。据《宋会要辑稿· 崇儒七》记载，宋宁宗赵扩和讲读臣僚，从庆元元年（1195）开讲始读《资治通鉴》，到嘉定十一年（1218）才最终读完，整整历时 19 年。可在这位饱读《通鉴》、在位三十年的宁宗皇帝领导下，宋朝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 用蔡东藩先生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初任韩侂胄，继任史弥远，两奸专国，宋室益衰。”

        柏杨在《白话本资治通鉴序》中这样说：“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从没有一个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

        柏杨先生的话或许有些偏激，但实际情况大抵如是。

                          著雍摄提格之痛

        打开《资治通鉴》，正文一开始一般是这样的：

        “卷一　周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大多数人大概料不到汉字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地组合在一起，连人们望文生义的权力都剥夺了去。好在网络十分方便，用来辅助读书实在是不错的办法。原来，这是一种纪年方法。用不同的纪年方法可以翻译成人们容易理解的样子。

        公元纪年法：“起自公元前403年，止于公元前369年，共三十五年。”用数字纪年无疑很方便，但公元纪年是西历，1949年建国后，才在中国正式应用。不能用这个为难司马公。

         干支纪年法：“起自戊寅年，止于壬子年，共三十五年。”十天干结合十二地支来纪年其中自然蕴藏着极深的内涵。干支纪年法从东汉初期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今天，比如2021年就是辛丑年，可见其生命力实在非同凡响。但这种纪年法每六十年就会重复一次，2021年是辛丑年，辛丑年可不一定是2021年，很显然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难以用它来独挑大梁。

        帝王纪年法：“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周烈王七年，共三十五年。”这就是帝王纪年法。这种方法在中国应用了大约两千七、八百年的样子，到了民国还有它的影子。纪传体正史采用的就是这样的纪年方法。不过，这种纪年法在当时的人或熟知历史的人看来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大概还是一头雾水。譬如张廷玉等撰写的《明史》：“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这里的“至正四年”是元惠宗又称元顺帝的年号，这一年是公元1344年，甲申年。这个元顺帝，光年号就有元统、至元、至正三个，这在历史上还不是最多的，所以没点儿水平你还真难说理清楚。

        由此可见，纪年法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绝对称得上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因此司马公用编年体写史书，在纪年方法上花点儿心思也实在在所难免。问题就在于司马公选用了什么样的纪年方法呢？那就是本文开端的“著雍摄提格”。这是从岁星（木星）纪年法衍生过来的太岁纪年法。如果仔细了解，这种方法大概你会觉得实在太牛奔了。简单的说，岁星（木星）大概每十二年绕地球一圈，每年会出现在天空不同的位置，所以可以用岁星的位置来纪年。那古人在晴朗的夜晚抬头看看天就知道现在是那一年了，这是不是很神奇？

        胡三省是这样注释的：“《尔雅》：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着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是为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是为岁阴。周纪分注‘起着雍摄提格’，起戊寅也。‘尽玄黓困敦’，尽壬子也。”

        也就是说在《尔雅》中早有太岁与干支对应关系的记载了。

       其实，除了卷首，司马公在每卷行文中用的还是帝王纪年法。具体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生涩的太岁纪年而不用类似的干支纪年法，真相已无从知晓。有人说，这是为了自高身价、显摆学问。个人觉得，这样的观点不值一笑。以司马光的修养、学识和地位，他用不着也不屑于如此。但无论如何，这种纪年法还是给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痛苦。

       自二月写通鉴笔记至今已过去了三个多月，总也静不下心来安生地读书。每逢感叹，总会给自己找些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其实，闲读书很难，不在身闲，而在于心能不能真正地闲下来。《庄子·大宗师》上有这样一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境遇如泉，功利如鱼，吾身如鱼，泉干时，何不放下贪恋奔往各自的江湖？大不必在无水的境地里苟延残喘。又况且，已经老眼昏花脑似浆糊人见人烦，就应该找本千年古书，以便于在里面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老来如此，不亦快哉！只是愧对了司马先生，想来以他老人家可以撑船的度量，必不会计较罢。晚生这厢有礼了。

                                                                                                                                                                                                        槐榆柳

                                                                                                                                                                                                   2021年5月21日

参考资料：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序、王夫之《读通鉴论》、《柏杨版资治通鉴》、张国刚《资治通鉴》导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