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确权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一起承包地登记面积差异案例的思考
农村土地确权是一项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由于历史跨度大、情况复杂，部分地区难免会出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本文通过一起发生在南方某省的承包地登记面积差异案例，探讨当前农村土地权益保障中存在的实践难点，希望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
一、家庭变故：因病致贫，承包地交由他人代耕
面对登记面积为 1.12 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75 岁的当事人刘某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以后我靠什么生活呢？” 时间倒回至 1990 年，刘某友举家从外乡迁至原建新村（现雁鹅湖村）四组。彼时，村集体分配给他家 5 口人承包经营的土地共计 13.27 亩，其中水田 8.13 亩、旱地 5.14 亩，这是当时全家人主要的生活来源。
这个家庭随后遭遇了一系列变故。1994 年，刘某友被确诊为直肠癌，经历了大手术；1997 年，他的妻子杨某菊又遭雷击，肋骨断裂三根。接连的意外让这个家庭瞬间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刘某友不得不四处借钱，家庭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无奈之下，他只能将部分田地暂交给同村的杨某芝、左某生、陈某华等人代耕。
“当时实在没办法，人快活不下去了，地荒着可惜，只能求别人帮忙种。” 刘某友回忆道。在代耕期间，他从未放弃过对土地的承包权，依旧按规定缴纳各项提留款项直至 2004 年。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 “托管”，等到身体好转就能收回。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种基于邻里互助的 “代耕”，在十多年后，成为他面临土地登记争议的源头。
2018 年 10 月，相关职能部门为他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原本 13.27 亩的土地，被登记为 1.12 亩。前后相差 12 亩之多，对于这个已经经济困难、负担沉重的家庭来说，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 “差异”，更是家庭生计受到影响的重要问题。
二、维权过程：行政与民事程序的衔接难点
面对这一登记结果，刘某友开始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2020 年 5 月，他向当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试图纠正相关职能部门的颁证行为。然而，行政复议机构以 “超过复议期限” 为由不予受理，未能进入行政复议程序。
无奈之下，同年 6 月，刘某友一纸诉状将相关职能部门告上法庭，请求确认其登记行为存在问题，并责令重新发证。在法庭上，刘某友一方出示了由原建新村村集体组织盖章确认的《生产面积分配明细表》，以及多位基层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证明，甚至还有证人雷某好出具的详细陈述，这些证据均指向一个事实：刘某友家当年的承包地确为 13.27 亩。
然而，庭审的另一方 —— 相关职能部门及雁鹅湖村村集体组织则指出，在 2004 年的会计移交账册和 2005 年的农民负担补贴明细中，登记显示刘某友家的亩数仅为 1.03 亩和 1.72 亩。他们将由于重病导致的 “暂时让别人耕种”，视为承包权的转移，并以此为依据，对 13.27 亩的历史承包面积提出了不同意见。
更令刘某友感到困惑的是，在法庭上，当他提出村集体组织在 2008 年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合同上的 “刘某友” 签字并非出自本人之手时，审判机关认为，签字的真伪属于民事法律争议，建议其另循民事途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另行解决，客观上增加了维权的时间和程序成本。他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问题未能得到最终解决。
三、法院判决：程序合法性被认可，实质争议仍待解决
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明确驳回了原告刘某友的全部诉讼请求。审判机关给出的核心理由是：相关职能部门在颁证过程中，已对相关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慎审查，程序与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
这份判决书虽然承认了原告的起诉 “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在实体处理上，将行政机关的 “形式审查义务” 作为主要考量。审判机关认为，行政机关在受理申请时，已经审查了《承包方代表声明及授权委托书》等书面材料，只要这些材料在形式上不存在明显瑕疵，就应当予以认可。至于这些签名是否为刘某友本人所签，审判机关认为这属于 “民事法律争议”，不构成推翻行政行为的充分理由。
判决书的最后，审判机关 “建议” 刘某友：如认为 1.12 亩土地过少，可另行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这一 “建议” 反映出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司法救济路径的复杂性。对于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的当事人来说，维权过程面临诸多实际困难。
四、案件思考：农村土地确权中的共性问题与改进方向
刘某友在维权过程中感受到了信息不对称和程序壁垒。他反映，对方委托的代理人当中，包含当地农经服务站工作人员、专业律师，以及村党总支书记等。各方当事人基于不同立场和掌握的信息不同，对案件事实存在较大分歧，这让他在维权中感到极为被动。这场官司虽然结了，但留给社会的思考远未结束。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农民在制度运行中的衔接难点。
首先，是 “代耕” 与 “失权” 的认定模糊。在 1990 年代，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或因病致贫的情况极为普遍，土地交由亲友代耕是农村社会互助的常态。然而，随着二轮承包政策的推进，部分基层组织和登记机关在确权过程中，简单地将 “代耕” 等同于 “放弃承包权”，导致部分农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临土地权益受损的风险。这不仅需要从政策层面加以重视，更需要在制度设计中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
其次，是行政登记程序中的审查问题。本案中，刘某友质疑的签名问题，是确权登记中的关键环节。土地确权登记中的签名核实环节，是保障农户合法权益的关键，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环节的审核机制，值得相关部门思考。审判机关将此问题导向民事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时的程序适用差异，也反映出裁判过程中对历史与现实因素的权衡存在不同理解。
刘某友在多年的维权中反复强调，他面临的困境并非个案。有村民反映部分集体土地的分配和收益情况存在疑问。而他自己，原本 13.27 亩的承包地，如今仅剩 1.12 亩。
在维权过程中，刘某友向属地管理部门明确了自己的最终诉求：他并非仅要回土地的承包权，更要求相关部门对多年来因面积缩水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予以弥补。他提出，目前村内其他村民的土地流转或种植补贴标准为每亩每年 500 元，他要求按照这一标准，将自家被少登记的 12.15 亩土地（13.27 亩减去 1.12 亩）的历年补贴差额全部补发给他。这一诉求，直指他因病致贫后最现实的生存困境。
这起案例提醒我们，农村土地确权工作需要更加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衔接，充分考虑农户的实际情况。相信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将会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本文基于当事人陈述及公开资料整理代为发布，如有不实言论我们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侵权请联系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