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轩鉴记》第二百一十三章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三卷 唐纪二十九读记
本卷记公元734年-741年凡八年事
编撰：王付涛
概要及心得
这八年是“开元盛世”的最后阶段，唐朝国势达到顶峰。本卷也是诸多决定唐朝命运人物的“亮相”时刻。安禄山首次登场，张九龄预言“乱幽州者，必此胡也”；李林甫正式拜相，开启长达19年的权臣时代；张九龄、裴耀卿等贤相也悉数登场。但盛世之下，张九龄与李林甫的路线之争、安禄山的崛起，都预示着王朝即将面临深刻的转折。
作为《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宗旨的体现，本卷通过记录盛世中的隐患，为后世提供了深刻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这段历史完美诠释了物极必反的规律。“开元”盛世的完结与“天宝”衰世的开启，本卷正是两个时代之间的关键桥梁。
所以，本卷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既是开元盛世的最后华章，也是唐朝国运由盛转衰的关键记录。它如同一份精准的“盛世体检报告”，既记录了帝国的巅峰时刻，也揭示了内部深处的病灶。
主要内容：
一、盛世顶点的记录：
本卷末记载了开元盛世的巅峰数据：全国1573个县，841万余户、4800余万口，长安、洛阳米价低廉。
唐朝物价在开元盛世走到了中国历史上物价的最低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绢帛最低价格达到了一百钱一匹，这应该是自汉朝以后的最低价格。
诗圣杜甫诗里所描绘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就是这个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唐帝国东都洛阳，一斗米只要13钱。而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政府甚至害怕农作物价格太低，会导致农民收不回播种成本。这也就是历史书上曾讲到的“谷贱伤民”。
如此低廉的物价，和同时期的欧洲相比，盛唐大米价格一石约为白银0.2两，而欧洲的小麦价格则约为一石白银0.3两。由此可见，盛唐时期的老百姓生活，应该是比同时期欧洲人的生活要更富足。
二、宰相张九龄与李林甫政见之争张九龄与李林甫的政见之争是本卷核心的政治主见。这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是“贤相治国”与“权奸弄权”两种路线的最后对决，其结果直接决定了唐朝的走向。
这场交锋的本质，是制度理性与皇权专制的碰撞。张九龄代表的是初唐以来“相权制约皇权”的儒臣传统，李林甫则代表“以顺为忠”的新型官僚。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彻底倒向李林甫，张九龄被罢相贬官。这标志着开元贤相时代终结。此后李林甫独揽大权19年，堵塞言路、排斥异己，唐朝政治风气从“崇尚刚正”急转直下为“明哲保身”，为天宝年间的腐朽堕落和最终战乱开启了大门。
简而言之，这场争论的失败，不仅是张九龄个人的悲剧，更是大唐政治理性与包容性衰退的转折点。司马光将其详载于史，正是以此警示后世：当朝堂之上再无敢说真话之人，盛世离崩塌也就不远了。
三、“三庶人”冤案
本卷记载的“三庶人”案是开元年间一场极端惨烈的皇室悲剧，指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位皇子在同一天被废为庶人并赐死的事件。
玄宗宠妃武惠妃为给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争夺储位，与女婿杨洄合谋，时刻寻找太子李瑛的过失。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杨洄诬告太子与鄂王、光王“常构异谋”。武惠妃则设下圈套，召三王“披甲入宫捉贼”，随后反向玄宗哭诉他们“兵变入宫”。
玄宗震怒，在李林甫那句“此盖陛下家事”的推波助澜下，下诏将三王废为庶人，不久后一并赐死。天下人为之痛惜，称他们为“三庶人”。
这不仅是家事，更是唐朝政治生态恶化的标志。此前有张九龄等贤相以“太子系天下本”为由竭力保护储君，而此次李林甫以顺从皇权上位，彻底打破了相权对皇权的理性制约，宣告了“开元年间的贤相时代”终结。
讽刺的是，害死三王的武惠妃事后因“见鬼”惊惧而死，而玄宗后来抢了寿王李瑁的王妃杨玉环，更让这场悲剧蒙上一层荒诞色彩。
四、安禄山登场：
本卷记载了安禄山的早期事迹。在本卷里，安禄山刚刚登场，此时的他还是边关一名将才，但书中已通过两件事，预示了他日后必将掀起滔天巨浪。
· 偷羊被擒，临刑喊冤：安禄山早年因偷羊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抓获，正要处斩时，他高声呼喊：“大夫不是想消灭契丹吗？为何要杀我！”张守珪见他胆识过人且身材魁梧，便将他收为养子，让他带兵立功。这是安禄山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兵败当斩，张九龄力谏：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讨伐契丹时因轻敌冒进大败。张守珪将他押送京城，按律当斩。唐玄宗惜才想赦免，宰相张九龄却力谏：“安禄山狼子野心，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然而玄宗最终仅免去其官职，让他以“白衣”之身回军中效力。
张九龄的预言，正是史家安排的精妙伏笔。最终，这颗在开元盛世埋下的“钉子”，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引爆了安史之乱，将大唐从巅峰拖入深渊。
可以说，本卷中的安禄山，就像《水浒传》里误走妖魔的洪太尉——此刻看似只是一个小角色，却已为日后那场浩劫埋下了决定性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