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为何情人锁锁不住有情人？
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情侣把寄托了他们爱情的锁挂在桥上的传统，以期望爱情能天长地久。那些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锁也让原本不起眼的桥梁显得格外浪漫。
萨尔茨堡也不例外，在萨尔茨河上诸多的桥中，也有一座远远望去像彩虹一般的情人锁桥。它将河岸两边的美景连成浑然天成的一片，无论是在细雨中，还是在艳阳下，走在上面都有置身梦境的感觉。
两位年轻的中国游客在讲：
“哎，这里面（挂锁的人）肯定有很多离婚的。”
“嗯，秀恩爱，死得快么！”
两句冷飕飕的大实话让我的心一凉，虽然在桥上挂把锁不能算是秀恩爱，但是他们说的似乎没有错。毕竟今天世界各国的离婚率都在上升，谁也不能保证今天发誓天长地久的感情能维持到老。
美国的婚礼，有些是在庄严壮美的大教堂举行的，有些是在浪漫的葡萄园，还有些只是在简陋的市政厅的小会议室。
不论哪一种，当牧师当着神的面，问男女双方“是否愿意娶某某为妻（或者嫁给某某），照顾她（他），爱护她（他），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相爱相敬，不离不弃，直到永远？”的时候，双方都是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我愿意。”
但是在美国，这些发誓的人有一半是在说谎——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生平均结婚两次。换句话说，一半的婚姻是以离婚告终的。在神的面前发誓都可以如此地不算数，那么一把小锁又怎能锁住一个人的心呢？按照上面的比例推算下来，在这么多挂锁的情侣中，一定有后来反悔的人。
现代人的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这件事情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帮助人们寻找其中的原因。很多社会学家的分析都比较靠谱，比如从女性（财务）独立的角度看，从宗教和传统观念退化看，从爱情的化学物质（比如苯基乙胺和多巴胺）看，等等，都有道理。
从如何解决问题的角度探讨一下，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婚姻关系。
当下的社会相比一百年前可以用“变化快”来形容，相比更早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对未来的预测其实都是不准确的，偶然看似准确的预测其实是蒙的。因此，生活在当下应该掌握的人生智慧，是对各种变化的反应，而不是预测。
两个人结婚前之所以愿意结婚，是预测将来在一起能很美好，这当然是基于他们现在在一起两情相悦（先把那些利益婚姻排除在外），而且对未来做了全方位的考察（在中国这非常复杂，不仅涉及到两个人，常常还涉及到双方的家庭）。因此以当时他们对对方的理解，他们对共同的未来的信心，做了一个自认为很准确的预测。
遗憾的是，世界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用不了几年，做预测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这可能是双方经济地位的变化，外表的变化，化学物质的衰退，各自大家庭的变化，工作地点的变化。总之，多得列举不过来。即便没有什么变化，热情过后，吸引力可能就不在了。
网上爆出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老公出轨，很多网友在骂，“娶了这样如花似玉又老实本分的妻子，为什么还要出轨，简直是渣男。”这位丈夫当初是否真的爱他的妻子，无从衡量，或许只是喜欢对方的美貌也未可知。
但是，哪怕再漂亮的脸蛋看的时间长了，也会觉得习以为常的。同样，哪怕当时觉得爱得死去活来，可能只是因为化学物质的作用，而那些化学物质的浓度衰退得很快。当人和人的关系不再能通过外表或者化学物质的吸引来维持的时候，当生活趋于平淡，甚至有了小矛盾的时候，就要考验双方解决问题的智慧了。
中国有句古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双方本着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处理不断出现的矛盾，那么除非是极个别不能调和的矛盾，大部分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答案。不仅婚姻中如此，生活、工作中也是如此。
相反，如果一味回避矛盾，像鸵鸟那样装作没有看见，最后常常是隔阂越来越深；如果一时逞强激化矛盾，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最后会闹得无法收场。至于找“同盟军”打群架，或者找观众来助阵，更是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常常得到的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吴建民先生在讲国与国的关系时曾说，打架（打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岁的小孩都会。讲道理，让别人信服，则是艺术。他的这个观点在婚姻上也同样适用，在婚姻中，毁掉一个婚姻是容易的事情，维持它则是艺术。当然在婚姻中讲道理未必管用，需要更高的解决问题的技巧。
离婚的自由给了现代人在生活中减少损失的可能性，不过太随意的离婚未必能带来幸福。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人们离婚前和离婚五年后（不论依然是单身，还是再次结婚的），幸福指数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那些人的离婚并没有解决他们在情感上和生活上的问题。一个不善于解决问题而又不去提高自己素养的人，常常在第二次、第三次遇到同样问题时，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们不这么看。
在当下社会，那种“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话说出来好无力。真成了眷属又怎么样？如果没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态和能力，“白头偕老”就是一句空话。现代的婚姻，比找到Mr. He或者Miss She更重要的，是应对各种问题，解决各种矛盾。爱能使人走进婚姻，而智慧和妥协能帮助维持它。
不知道你是否假想过，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真的生活在一起了，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知识点二：不选择的幸福
对选择和幸福的看法。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奚恺元（Christopher K. Hsee）教授是这家著名商学院的讲席教授。
对英美高等教育有一些了解的人知道，讲席教授是一个人在大学里能够做到的最高学术职位了。中国很多高级政府官员和超大牌企业家都是奚教授的学生，就连胡锦涛总书记都听过奚教授的课，因此他可以称得上是“帝师”了。
奚教授所研究的课题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乃至整个经济学领域都属于冷门，他主要研究消费心理学以及如何利用这种心理学做生意。因此，与其说他是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心理学家。
为什么印度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跨国公司中担任高管的人比中国人多。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知的原因，比如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把苹果和橘子做对比。印度人走出国门比中国人早了半个多世纪，如果按照走出国门的时间来看，中国人做得比印度人还要好不少。
此外，印度人的英语交流能力比中国人好，国家的意识形态让西方国家不感到威胁等等，都让印度人在和中国人竞争中占到了便宜。但是这些原因虽然能够解释他们在跨国公司里比中国人当高管的人数多，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精英常常在企业里也竞争不过口音很重、对美国文化了解相对较少的印度人。
因此，奚教授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见解可以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印度人缺乏选择的现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帮助了他们的精英成功。要了解为什么印度人有这个特点，可以透过他们的婚姻状况来分析。
印度人的婚姻在几乎全世界都是自由恋爱的今天，算是奇葩。虽然有非常少量的印度人是采用自由恋爱的方式结婚的，但是大量的印度人还是有点像中国古代那样，采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找配偶，而且双方需要门当户对。
印度的种姓制度大家都听说过，我们在中学里学过印度人被分成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阶层。但是，这只是一个维度最粗的划分。印度的种姓制度非常复杂，它不仅有横向的划分，而且还有纵向的，每一个阶层中，还有细分的阶层，如果都算下来有十几层、几十种。
虽然印度从法律上来讲禁止种姓的歧视，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种姓的区别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高种姓的子女找配偶的选择余地就特别少，毕竟高种姓的人口不多。印度人一旦结婚，无论男女，基本上只能从一而终了，虽然没有离婚限制，但是离了婚再选择的空间就更小了，因此印度人对婚姻基本上就是一个认命的态度。
当然，现代人很快会想到这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幸福呢？奚教授讲，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以及盖洛普等调查的结果，印度人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并不比美国人差。而在美国的印度人，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和整体幸福感要大大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当然，考量幸福感时要排除收入的因素，印度家庭的收入并不比美国人高，因为大部分印度家庭都是单一收入，而美国很多家庭是夫妻双份收入。
另外，印度人在美国可不仅仅是从事IT等高收入行业，他们中很多人从事餐饮、出租车司机、收银员、简单服务等中低收入的工作。因此，印度人对婚姻的幸福感不低，应该是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感受。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没有美国人那么多的选择，印度人只好更仔细地经营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了。
美国的调查机构发现，虽然美国离婚的人大多是为了更好的婚姻而离婚（绝大部分并没有婚外情），而且再恋爱、结婚的比例非常高，但是离婚五年后的幸福感（无论再婚与否）比没有离婚时并没有提高。当然，离婚律师们不同意这种说法。
奚教授的一位同事在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人的幸福感。那位教授指出，虽然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选择职业或者单位的结果，但是人的幸福感和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营的结果，而不是来回来去想办法攀高枝的结果。
对于印度人，他们不仅因为在婚姻中没有选择，在工作中大多也是如此。印度很穷，当它的精英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之后，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到自己那个又脏又穷的国家，除非遇到极少的机会回去当买办，或是自己出身于印度一个名门望族。因此，绝大部分印度人到了美国后，只好死心塌地在新的国家里经营好自己这份工作。
另外，由于女性在婚后常常不上班，就使得男士必须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而印度男人在社会上也没有太多的诱惑可以让自己分心，心思就全花在了怎么削尖脑袋往上钻。
相比之下，美国人的选择比他们多得多，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工作上都是如此，因此很多美国人有选择困难症，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挑花了眼”。有趣的是，如果你给印度人非常多的选择，他们也会犯美国人和中国人选择困难的毛病。
Google早期几个资历最深，能耐最大的印度人，到了后来职级反而上不去，不是机会太少，而恰恰是因为这几个人可选择的机会太多。2003年，Google还没有上市前就在班加罗尔开设了印度工程院，当然这个研究院主管一职就被一位当时资格最老，职级最高的印度裔研究员抢走了。这个人之前在学术界非常有名，到了Google后作用也非常大，因此没有人能和他竞争这个职位。
回到印度后，虽然Google当时还没有上市，他的股票还没有兑现，但是美国水准的工资收入已经让他在印度过上了帝王般的生活。然而，由于当时印度团队的研发水平还很低，项目开展不起来，于是他过了几年又跑回到Google总部，负责起比较重要的项目。
很快他的项目做大了，但是在美国招人又成了问题，而他交出去的印度团队，却已经从十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他招进来的印度本土员工职级已经和他差不多了。于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源，他又跑回印度和当地团队合作，当然以他的资历还是拿到了很多人头。
这中间，他利用为Google开办研究院的经验，又跑到世界各地帮助开办新的办公室。总之，他获得了很多别人所没有的机会，但是一旦有了选择之后，他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就一直在公司里选择，而无法安心经营。
类似地，另外几个印度人，在公司扩张时，由于资格老，获得了很多好的机会，到Google新成立的西雅图办公室、苏黎世办公室当了一把手。他们每次做出新的选择时，肯定会失去一些原来的东西，于是又重新选择，最后都无一例外、十几年如一日地在选择，当然也都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原有的职级上踏步。
今天，在Google职级很高的印度人，反而是当初来了后没有选择，只好在职业金字塔上爬楼梯的人。对于这种现象，奚教授称之为“不选择反而获得幸福”。
知识点三：做生意和管理的秘诀：不给选择
不给选择的一些好处，对幸福学和商业、管理的关系如何呢？。
在商业上，让用户满意的销售和服务恰恰是不给用户太多的选择。比如苹果的iPhone就没有提供选择，很多用户（尤其是过去使用黑莓的高端用户）开始不习惯手机没有键盘，但是为了苹果的触屏功能，只好接受，慢慢时间长了大家就习惯了。今天你给他一个有键盘的手机，他反而不习惯了。
过去很多手机厂商，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做出了几十款甚至上百款手机，三星和诺基亚都是如此，但是用户会挑花眼。更糟糕的是，人永远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如果自己买了A款手机，看到同伴用B款，就会期待自己的手机兼有这两款的优点，因此总是不满意。
据华为公司的董事、海思的总裁何庭波女士讲，三星在苹果出到第三代手机时，突然意识到不给用户选择对用户满意度的好处，于是将上百款手机砍到只剩下一个巴掌就能够数得清的几款。结果靠着区区几款手机，三星反而长期占据了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后来华为在研制手机时，就学习了三星的这个经验，不给用户什么选择。
Google的搜索引擎和很多产品在设计时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可以让用户自我设置，但是实际上那些功能很难使用，非专业人士从来不去碰，因此等于没有给用户什么选择，这样用户反而对产品和服务满意。
类似的情况在商业上非常多。日本第二大（根据市值）汽车公司本田公司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汽车公司之一，它从一个小摩托车厂开始，到成为今天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汽车品牌之一，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而本田的特点就是不给顾客什么选择。
挑选过汽车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一辆新车的配置上，你通常有非常多的选择，这看上去是尊敬你，但是其实最后你也搞不清楚需要哪些。而对于那些升级包，里面也是一大堆的选项，如果少给你一两个，你恐怕也查不出来。
本田的策略很简单，首先产品线特别短，就那么几种车。其次，每种车只有几种标配，没有选配。这反而使得它的每一款车在美国都是同类产品中最畅销的。同时，不给用户选择也使得成本可以大幅下降。相比之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线就要长得多，但是没有几个人搞得清它旗下两款配置差不多，却贴了不同商标的汽车到底有什么差别。
被奥巴马授予“总统自由勋章”的著名设计师林璎（林徽因的侄女，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将乔布斯的设计理念概括成一句话，“少就是多”。当然，少了，就不可能有选择。
在管理上，不给选择通常有利于提高管理的效率和员工的满意度。在腾讯，作为福利，公司会让各部门带大家在国内玩一次。当然，有时有的部门的一些员工愿意自己掏点钱去国外旅游。这些事情是由各部门秘书张罗安排的，秘书们常常很负责，总希望让每一位员工都满意。
有一年年底，某个部门秘书拿了一个出国旅游的方案征求我的意见。她出于好心，给大家提供了两个选择，到北海道滑雪，或者到普吉岛享受温暖的阳光。
建议只保留一个目的地，不给大家选择。
理由其实很简单，不能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如果只给大家一个选择，说去北海道滑雪，大部分深圳的员工根本就没有滑过雪，更没有去过北海道体会正宗的日本料理和温泉，大家年底前去玩一趟必然很开心，回来后一定会念着公司的好。但如果给大家两个选择就坏事了。
先说说去北海道的这批人。大部分人不会滑雪，其实也很难享受滑雪，那地方到了冬天，又冷又潮，年底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大家虽然刚去的第一、第二天比较兴奋，接下来就开始抱怨坏天气了，然后就想着那些去了普吉岛的人正躺在舒服的沙滩上晒太阳呢，心里就会后悔。
反过来，那批去了普吉岛的人也是如此，刚一去看到漂亮的沙滩，拍几张照会兴奋一阵，接下来就会觉得无聊了，想着远在日本的同事正在享受温泉和寿司美食，心里也后悔。最后，两拨人回来，都觉得不满意。
有时不仅在地点上不要给人以选择，在时间上也是如此。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老同学们想凑在一起聚一聚，但是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当然，一些组织者会给大家几个时间让大家挑选，不过你放心，你即使给大家十个时间，也不可能找出一个时间让大家都能来。
因此，给大家几个时间选择看似是照顾大家，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不妨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同学们想在周末聚会，有周五，周六和周日三个晚上可以选择，让大家填表，每个人填上第一和第二候选。
如果所有人都选择周五晚上作为第一候选也就罢了，可要是填得五花八门，就无法协调了。即便一半的人说周六晚上是第一候选，可如果你真选了周六，另一半的人多少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没有被考虑，即便是那些把周六作为第二选择的人可能也会有些抱怨。
这种时候，如果班上有一两个人望较好的人拍板选择周六了，虽然有同学会因为无法参加或者因为要牺牲掉其它事情而产生抱怨，但聚会还是能搞起来的。如果这个班上群龙无首，他们的聚会可能永远停留在微信上。
比较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同学聚会这种事情，几个核心同学一商量，定一个时间就好了，然后通知大家，没有选择，因为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所有人都方便的时间。如果有的同学真的不能来，他更多的是遗憾，因为自己的其它安排与此冲突了，而不是抱怨。
如果一年真能聚个两次，两三年下来，稍微念及同学感情的人，都会有机会参加的。假如有人真想参加，但连着四五次聚会的时间都和他的安排冲突，要么是他真的太忙了，或者运气太不好，要么是他其实早把同学聚会放到很低的优先级了。
不给选择的一个直接的负面结果可能是永远得不到某些客户，或者在公司里无法让100%的员工满意。但这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不是神，没有能力让所有人满意。对于那些在心里完全排斥你的产品的人来说，他们从来不曾是你潜在的顾客。
同样，对于一个团队中某些个人偏好永远和团队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除非他有别人无法替代的才干，否则换一个人替代他的位置，对于他、对于团队和公司都是一种解脱。相反，如果一个产品设计者只会非常辛苦地迎合每一个顾客，他的顾客恐怕不会很忠诚。一个管理者如果试图通过给予员工更多的选择取悦于每一个人，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知识点四：向死而生
在美国，医学院是获得捐赠最多的地方，因为人怕死。2013年Google成立Calico时，公司里就聊为什么投巨资（第一笔就10亿美元）做这件并不擅长的事情，当时Google上海工程院院长郄小虎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人有了钱，就想长生不老”。果然，那个星期的《时代周刊》就发布了封面文章——《Google是否能让人不死》。
今天虽然绝大部分人不想死，但是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人不得不死。一些富豪虽然投入了巨资试图找到导致衰老的基因，并且逆转衰老的趋势，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努力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约翰·霍普金斯、MIT（麻省理工学院）、人类长寿公司、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因泰克公司和Calico的一些顶级专家，询问他们通过基因编辑或者基因修复是否能让人的寿命突破目前的极限（最新研究表明正常人寿命的极限基本上是115岁），答案都是否定的。
用他们的话讲，你可以修好一个洞，但是要倒的却是一面墙。人到了年龄，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不是修复一两个病变基因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像“科学疯子”库兹韦尔那样希望通过吃维生素，扛到人能够永生的那一天，可能更多是自己安慰自己。
从哲学的层面讲，死亡其实倒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
爱因斯坦和他朋友的一段谈话中讲，这位物理学家是一位看穿了时空的智者。他讲，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有点莫名奇妙，我们站在“有”的世界，试图理解“无”的问题，按照“有”的逻辑，对“无”产生恐惧。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不过你会慢慢体会出来它的含义的。
人如果不想在“有”的世界，对“无”的世界产生恐惧，那就要有些有意义的行动。梁实秋在晚年感叹，“人一出生，死期已定，这是怎样的悲伤，我问天，天不语”。这有点太伤感了，对于这种宿命，更喜欢周国平的态度。他讲，“这个世界大家其实都在排着队沿着一条路往前走，停不下来，走到尽头就是死亡。这时，有些男人和女人搭上了腔，开始说笑起来，更多的人参与了进来，整个队伍便充满了欢乐”。我想，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
俗话说，除死无大难。每当遇到困难、挫折和失败，就想，没关系，我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金融危机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天财富损失20%，而且一连几个月跌跌不休。周围的人，包括替我们打点财务的专业人士，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应该照样吃得好，睡得香。没关系，我们还活着。每一天早上醒来时，看到光，就从心里感激一次上帝——我今天还活着。
活着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考虑到最终要死掉，并没有时间什么事情都做。试着倒着思考该做什么事情的，或者说，向死而生。然后把要做的事情，从最重要的开始，列一个单子，就尽量开始做了。
有些事情，在很多人看来，挺重要，但是仔细想一想，可能会占据时间耽误我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于是便舍弃了。决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不是通常人们的想法，就是这张单子。
美国稍微有点财产的人，都会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立下生前遗嘱，其中律师都要问一条，如果明知抢救不过来，是否还要抢救。大部分立遗嘱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对于那些得了绝症的人来讲，最后一、两周花掉的医药费，超过在此之前一辈子医药费的总和。
中国人出于孝道，到这个时期都要倾家荡产延长那一点点生命。美国人虽然不讲究孝道，但是出于情感也不能见死不救，除非被救助者在清醒的时候立下遗嘱不需做那种徒劳的努力。基因泰克的科学家告诉我，对于晚期的癌症患者，即便新发明一种特效药对他们的病有效，也不过能延长2-4个月时间而已。因此，医学家们普遍的观点是，与其生不如死地多活两个月，不如用这个钱把人生几十年活好。
绝大多数人都过分看重最后的一两周，而忽视前面的几十年。在健康的几十年里，人们浪费掉的时间又何止两周呢?子女们把喝酒聊天、无所事事的时间省下来1%陪父母，所多尽孝道的时间能有几个月之久。父母们把自己忙工作的时间，抽出5%陪子女，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无形中多了不知多少。甚至只要每天开车和坐车时，想着系安全带，人均寿命就能延长一周。因此，珍视生命，从平时一点一滴做起来，就等于延长了我们的寿命。
死亡是人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的确，没有个体的死亡，就没有整体的发展。凯文·凯利讲，只有一种细胞不死，就是癌细胞，但是整个机体会死掉，然后它也会死掉。如果我们人不死，我们的社会就要死亡，最终每一个个体也难逃死亡的厄运。有生就有死，这是我们宇宙的基本规律。
《自私的基因》一书的作者道金斯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死亡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不过是基因的载体，所有物质（包括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基因为了延续和进化这个目的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生命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如果能够将遗传的信息传递下去，再将创造出的信息（知识等等）流传下去，我们的生命已经相当完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