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郭橐驼传》是柳宗元的一篇文章，描写了一个姓郭的驼背种树人的故事。他谈种树时说，其他种树人种完树之后，总是东碰一下西动一下，生怕有什么问题；而他却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之后，把树撇在一边，好像漠不关心。但最后他的树因为得到了顺应自然规律生长的机会，长得茁壮；其他人举动多余，反而动摇了树木的根基。
柳宗元用种树这件事，推衍到唐朝的官员。他指出很多官员以“爱民”的名义去到民间，却实则在“害民”。农民放下工作，来迎接官员，甚至要听官员来“教农民种地”。最后搞得民不聊生。
郭橐驼种树的故事，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用在政务方面，也可以推广到当代教育领域。
我们这一代，恰遇上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父母辈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的社会中，深受“知识改变命运”思想的影响。同时我们这一代又有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因而家长、学校、社会对我们都可谓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
家长来说，一方面把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当作家里的“宠儿”。很多家庭的父母，甚至爷爷一辈都把关注点聚焦在孩子身上，生怕“小皇帝”、“小公主”受到一点伤害委屈。他们口中也许常念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女儿。”而这催生出了许多的“熊孩子”。用罗翔老师的话来说，那他们的家长就是“熊大”、“熊二”。
另一方面，许多家长又对孩子过于严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在这一代教育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仿佛万千家庭“光宗耀祖”的梦想都成了万千孩子的责任。许多人从孩子出生起就时时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社会中这种焦虑的竞争通过教育者传给了孩子，蔓延到中小学甚至幼儿园，被带向了儿童读物、婴儿车、奶粉等等。对孩子的人生，很多家长比孩子还要焦虑，这种情绪也毫无疑问传递给了孩子。
我常想，人类社会最大的优势在于合作，而我们这代人却在学会说话走路前就先学会了竞争。
某些部门对文化的管控也令人费解。如之前《喜羊羊与灰太狼》被举报整改一事，我和朋友都戏称自己小时候看这些“暴力”作品，居然没想到把同学吊在树上做“烤全羊”。
这种担忧的合理性实在值得讨论。孩子真的需要这种高强度的“保护”吗？如果孩子一直在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里长大，反而会失去评判是非的能力，而成长为没有思辨能力的“巨婴”。
当代中国的教育，在给予了正确引导的情况下，不妨多给孩子一点自由的空间，或许这样反而会在后一辈身上看到更多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