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无形的武器》
本作为伊藤计划处女作，获2008年PLAYBOY推理小说大奖第一名，入围第28届日本科幻小说大奖。
据吠陀梵语文献记载中的奇妙计算，估计即使加上众神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所表现出的也不过是语言整体的四分之一。
——帕斯卡 基尼亚尔《仇恨音乐》
这是是全文作为题记出现的句子，作者的哲思与想法跟“语言”密不可分，甚至是作为“杀人”的具象化工具。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一周内读完并完成笔记总结，主要以观点摘录为主，故事线描述为辅。
首先第一部分讲述了国家情报部队暗杀分遣队谢泼德上尉受令暗杀异己分子，“暂定政府”的“国防大臣”这一事件经过。期间讲解了对于暗杀职业，死者与杀手，国家政府和语言思维的认知，还有对于死去母亲的缅怀。
摘
杀死我母亲的是我的语言。
我用很多枪和很多子弹，杀死过很多的人，而杀死我母亲的就是我，不需要枪也不需要子弹。只需“是”这个词和我的名字。两者兼具时，我的母亲死了。
不是有人说吗，“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则只是个数字。”与其杀一个人，不如杀上万人，伸张正义的难易程度也相差悬殊。
在想象得真实到爱上对方之后，杀了他。简直是令人发指的施虐狂。借助战前辅导和脑医学治疗，将自己的感情和道德调整到战时状态，讲任务和自己的道德观念巧妙地分割开，科技使之成为现实。
在苍白的医院、苍白的静寂中，有人递给我一份征询同意放弃治疗的文件。“您是否同意终止治疗？”面对这个问题，我回答“是”。由于我的一句话，和拇指摁下的印证，分子机器群从失去意义、即将永别的肉体中撤出，母亲迅速获得了死亡。
可母亲真的死了吗？又怎么断定在我做出决断之前她还没有死呢？
从哪儿开始算生，哪儿开始算死呢？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这个问题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变得愈加模糊难辨，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对它置若罔闻，和其他的问题一起拖延到现在还迟迟未决。
对于这项职业所要求的单纯和盲目，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国家具有无谬性，如果不维持这样的世界观，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对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人有意识地下狠手、杀了他、不断地杀下去。只有坦然地把主体让给简单的意识形态。，接受“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逻辑重言式。
我是死人，从今以后我就是《默示录》里给大地带来混乱和杀戮的死人。
由于丧失了传达意思的功能，无法理解的文化容易遭到排斥，同样，也容易成为崇拜和美化的对象。
语言能够改变人类，有些人因语言而动怒，因语言而哭泣，语言左右着，甚至时而支配着人类的感情和行动。
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我将语言当作真实、有触感的，规定人，约束人的实体存在。
将国家想象得栩栩如生的人们，在为我考虑世界的问题。这些人坐在国防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一边把美国这个国家想象得栩栩如生，一边给我下命令，告诉我去杀谁。
凭借宗教、民族这样抽象的因素分开彼此、划清界限，甚至视对方为敌肆意杀戮，在这样的人心中，“国家”应有其现实存在的方式。
现实因人而异，同理，历史也因人而异。所以，任何一场纷争都不可能留下唯一的历史。
历史，是各种言论相传播的竞技场。言论，即是个人的主观之见。在这个竞技场内胜者书写的历史容易被接受确是事实，但同时也给弱者、败者的历史留有充足的空间。在世界上称胜，与在历史中称胜，两者往往不是一回事。
这二十年间发生过很多战争，还有恐怖事件，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目的。世界上，很多人出于很多动机重复上演战争。战争绵延不绝地发生变化。
不过，外卖披萨是不变的。
要是变成士兵，就会被贴上标签，成为在武装势力便携终端管理下的人员。他将在免费的电子数据表软件中得到记录、管理，成了个能了解是死是活的某某。在这纷争地带的基层，也要用市场上出售的终端设备管理部队，这已经成为战场上的常识。
少年们为了从算不上国民的无名分子升格为陈列在商场货架上的商品，才应征成为士兵。为了和玛氏巧克力棒、品客薯片和力士架平起平坐而奔赴战场。
“地狱在这里。在脑中、脑髓里。在大脑皮质的褶皱纹里面。”
结
当最后谢泼德上尉用匕首架在原准将脖子上询问他“为什么杀人？”时，那个巡回各村反复杀戮国民、三万五千武装势力的指挥官突然意识到“我真的不明白，两年前那么美的土地，怎么竟荒凉到了这个程度，我为什么杀人？为什么？我不知道，求求你，告诉我吧，我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谢泼德毛骨悚然，到这个时候竟然产生了丧失发动内战动机这样不符逻辑的意识。
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在影响，甚至是主导着这位在此刻突然变得无比脆弱怯懦的“国防大臣”。
2018年3月12日 第一部分完
